八旗兵驻防地方早在清入关前就以形成，此后清兵入关征战中原之时，所占要地皆留兵驻守，顺治末至康熙初，畿辅诸关隘口、府州县之要地及陕西、山西、山东、江南、浙江之重要城镇，均设旗兵镇守，初步形成八旗驻防地。福建、广东及云贵地区以汉藩王所统部兵驻镇。
三藩之乱平定后，福建、广东设汉军旗兵防守。其后，湖北之荆州、陕西之汉中、山西之右卫、河南之开封、四川之成都，先后于康熙二十二年至六十年增设为驻防地。
雍正朝，又于直隶之热河、山东之青州、陕西之潼关及甘肃之凉州等地派设官兵驻防，并增设八旗水师驻防营。乾隆初，各地驻防设官基本固定，此后仅个别驻防地长官有所调整，如乾隆二十六年将青州驻防将军改为副都统，乾隆四十一年，成都驻防于副都统之上增设将军。直省还有不设八旗驻防者，计有安徽、江西、广西、云南、贵州几省。
而且八旗活动区域不只有满城一地，下文中我会详细说明。
欺压百姓最为严重的地方，五毒俱全，旗人众多，罪行磊磊。
除开北京城外在京南，京东，京北，皇陵各有驻防。
京南。有所谓的小九处：保定府、沧州，各设城守尉；采育里、良乡县、宝坻县、固安县、东安县、雄县、霸州，各设防守尉。以上九处小城驻防，其上无将军、都统、副都统统辖，而由京城稽察大臣管辖。天津曾于雍正三年建水师营，设都统以下官，乾隆三十二年裁。
京东。山海关，设副都统，兼管设防守尉之永平府、冷口、喜峰口及罗文峪。
京北。密云，设副都统，兼管设防守尉之昌平州、顺义县、玉田县、三河县、古北口。热河，设副都统，嘉庆十五年改为都统，兼管设协领职喀喇河屯、化育沟及设总管之围场。张家口，乾隆二十六年设都统，辖设协领职张家口、独石口及千家店驻防。
东陵、西陵。每座帝王陵、后陵均设总管，统旗兵守卫各陵及园寝。此外，京北至郑家庄，雍正元年设城守尉，乾隆三十二年裁。
满清入关后把内城汉人强迁出城，无家可归的汉人只能一路颠簸的被赶到城外，路上冻死饿死者不知几何。
“田地多占，妇子流离，哭声满路”，一遇水旱灾害，“穷民益无以为命”。
左都御史魏裔介记载了畿南被强迁出城的百姓惨状流民的惨状：“流民南窜，有父母夫妻同日缢死者；有先投儿女于河，而后自投者；有得钱数百，卖其子女者；有刮树皮掘草根而食者；至于僵仆路旁，为鸟鸢豺狼食者，又不知其几何矣。”
康熙十一年(1672)二月十一日民人张相等人的卖房契。上这样写着：“立卖房契人张相同弟张德位、侄张大仁，因为无银使用，将自置瓦房一所门面三间半到底七层共计大小三十二间半，上下门窗户壁土木相连，坐落中城中东坊头牌头铺总甲车魁地方，凭中说合情愿出卖与正白旗李牛录下李囗名下住座为业。三面议定房价银二百二十两整，其银当日收讫外无欠少。自立契之后倘有亲族人等争竞，卖主一面承管；两家各无返悔，如先悔之人甘罚白米百石入官公用。恐后无凭，立此卖契，永远存照。”
雍正八年(1730)正月觉岁博诺写立的契书即可证明。立契人觉罗博诺，袁正责旅满洲。他在说明房屋产权来源时写道：“原系自用价银七百二十两契买为业”。而该契随带的上手契(指转让权利之人以前在受让权利时收执的书契)则进一步表明：这处房产原系他购自民间。契书又称，对象房“坐落北城日南坊二铺地方”。这里的“北城”，是指外城五个城区中的北城。而日南坊二铺的确切范围是：东至观音寺街寺前与中城界，南至观音寺，西至琉璃厂桥，北至廊房头条胡同内之黨薦胡同。因此不难推知，这件契书是满洲旗人置买外城民房的一个物证。
然而八旗不仅仅局限于内城，他们还借助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在外城购置房产，可以这么说，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北京城都成为了旗人的私产，现存地契详细见下图。
《清稗类钞》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道、咸以还，京师风气日偷……攫农家乳孩以归。次日，故张贴招领，托词途中拾得者"
“指饷借债” 就是指高利贷，一般利息要加五加六，当时人叫印子钱和转子，八旗上层放高利贷成风。
清王朝拨给驻防各地的八旗军的“滋生银”，就是官方的放贷本金。
《清史稿·刘阴枢传》卷六三载：“京师放债，六七当十，半年不偿，即行转票，以子为母。数年之间，累万盈千。”清朱彝尊撰《曝书亭集》卷七五说：“京师坊市，势豪多以私钱牟重息，有印子、坠子、转子之目，贫民称贷者不胜其苦。”
欠钱不还也是北京八旗子弟们的老手段了。
乾隆五十六年，京师旗营马甲威灵阿赊欠民人李大钱款，李大赴营催讨，适逢威灵阿外出值班，李大吵嚷不依，骁骑校穆克登额下令将李拿至官厅责打，伤重身亡。
老舍在《正红旗下》一书中描写旗人的习性，提到一段话令人玩味：“大姊的婆婆没钱，会以子爵的女儿、佐领太太的名义去赊。她不但喜欢自己爱赊，而且颇为看不起不敢赊、不喜欢赊的亲友，虽然没有明说，她大概可是这么想：‘不赊东西，白作旗人。’”
小说能这么写，说明旗人有这样的做法和观念。例如道光十年（1830），宗室万济邀同色克慎、杨四前往德胜门外太平营地方全禄茶馆内饮酒，万济醉后欲向全禄写欠账，全禄不允，万济忿将桌上茶碗砸碎，并令杨四将钱柜砸破，又令色克慎拿走锡酒壶三十把，用棉被包裹，连同剥刀、煤锤、擀面杖等物，一并携回万济家中。
八旗是北京城乃至整个河北附近最大的地主，他们作为征服者在北京附近拥有16万顷（约合1600万亩）的土地。
圈充土地（下文统称圈地）的范围涵盖了77个州县，东起山海关，西至太行山，北自长城，南抵順德府，号称「直隸九府內，除廣平、大名二府，遠處京南，均無旗莊坐落，毋庸置议外，其余七府所轄有旗庄坐落者，共計七十七州縣衛，廣袤約二千餘里」，直隶地区布满旗地官庄。在被圈占、投充的州县內，民地所剩无几。关于清初圈地的史料很多，吳振棫《養吉齋餘錄》，从順治元年到康熙二十四年（1644-1685），清廷在四十余年间共圈地153,467.25頃。《石渠餘紀》言清初近京府州县圈占土地达154,200 頃。乾隆敕修《清朝文獻通考》则记载，直隶全省旗地占順治顺治末年全国土地5,493,576頃的4.32％，占当时直隶全省土地 159,772 頃的52.59％。各种数据虽有不同，但大体都能体现出占民地数量巨大的特点。
并且大量的八旗上层贵族们长期的利用自己的权势圈占田地，这份雪球还在越滚越大。
而且旗人可以回赎旗地，这项政策从雍正八年开始实施，动用基金不可胜算，仅乾隆朝开支达到400万两白银，但是由于前述旗地的产权混乱，岂是一时能够分辨清楚的，头绪紊乱，涉及面广，时间长久，都是老大难题。还有即使回赎成功，获利最大仍然是旗人中的富户，他们可以借机兼并土地，而贫乏旗人即使回赎成功，也无法进行管理，下面引用转引《明清史新析》的史料 查贫乏兵丁，不止无从措价，借使措置，亦不能多买，不过数十亩至一二百亩而止。身在京城，不能自种；有限之地，不可以设庄头，差人讨租，往返盘费，所得有限，随手花消，实无管业之方。
顺治十二年，河间府民人高尚东前往京师卖布。镶黄旗勒库倪家之兵丁刘四将高尚东叫进自家院内，从满洲家人宜哈塔手里接过刀将高尚东杀死。刘四将高尚东掩埋在8坑时被其主人勒库倪发现。勒库倪将刘四和宜哈塔送至刑部。刑部依“窃盗杀人律”将刘四拟斩监候。刑部因为宜哈塔看见刘四杀人又不举首，所以依照“为从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宜哈塔“系满洲家人，免流鞭一百”。
清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有一个游手好闲的八旗子弟叫敏学，殴打卖白薯的小贩，并且还指挥他的家丁们殴打官府的衙役，一时间闹得鸡飞狗跳，还觉得不解气。最后干脆把衙门那个武器库房直接给拆了。
最后只是被判了二十五大板。
辅政大臣一等公索尼之子一等伯心裕，经常凶狠殴打包衣，相继打死三十余人。
斗殴杀人事件屡见不鲜，道光元年（1821），福增与人在红庙打太平鼓为乐，被人拦阻，富增便喝令众人将他打死，并打伤劝架三人，将人辫子揪吊。
贝勒永珠，嘉庆年间已告病散居，年八十余岁，素性鄙吝，凡可生财之道，舍身而行，家中蓄积最厚。据说他之所以不愿出门当差，是因为要在家中“守财”。道光十六年（1836）因盐菜小事，与妻妾酿成口角，盛怒之下命属人将妾用铁链拴缚，使不能动转，逾夜而亡。
康熙初年，每年满洲子弟“犯法杀人”之事，最多不过“一二件”。平定三藩之后，“满洲杀人之事渐多”，一度曾经“每月七八件”
以上只是几起代表事件。
清政府驻守西郊的八旗兵是洗劫圆明园的凶手之一。据王威所著《圆明园》一书记载：“城外的驻军与恶霸们活动得更凶，他们乘机大肆洗劫西郊各园的陈设，圆明园也不例外。他们将殿座亭榭及宫门和铜狮等一齐拆下来出卖，连砖瓦、石料都不肯放过。”
外国军队撤离时，京城暂时处于无政府状态，驻守西郊的散兵游勇、太监以及恶霸蜂拥闯进圆明园，再次劫掠院内陈设，大肆拆毁园内的殿堂、亭榭，盗运园内的砖瓦、木料等。其最甚者为本地土著的各旗营，曾经调驻城内，此时却都逃出城来。他们手中操着斜五排快枪，回到家中化兵为匪，自由结合，聚众大拆圆明园宫殿、砍伐树木。只一个月时间，整个圆明园内的树木及原来残存之建筑荡然无存。圆明园的西路毁于精捷营，北路毁于河北黄营，长春园毁于白旗大小营，其拆园最烈者为镶白旗小营与精捷营的八大恶棍首领。
1860年10月14日镶白旗小营率60名旗民，将“海岳开襟”全部占领，撬开大量陈设箱子，将珠宝奇珍一夜抢光。硬木桌椅一类的笨重之物，又抢运了三昼夜。最后将殿宇柱子锯断，用马车运走可使用的木材，砍掉园内巨大的松树和柏树来卖钱。
著名国宝，唐代传世的名画《捣练图》就是北京八旗子弟卖给一位日本人冈苍天心的。
8贪污成风
清代八旗子弟贪官不仅贪污数量巨大，且相互庇护，贪婪成性。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帝在审办各省贪污受贿之案件时，不禁惊讶于数量之多，“不料仍有肆意婪赃，盈千累万者”[45]。山东巡抚国泰贪污属员“银八万两”[46]；伍拉纳、浦霖贪索赃款“积家产至三四十万之多”[47]；侍郎宜昌阿、员外郎卓尔图等查看尚之信家产时，竟侵贪“银八十九万两”。
阿克当阿任“淮鹾”十余年，过客应酬，“少无减五百金者”，交游遍天下，生活极其阔绰，人称“阿财神”。道光年间，其所搜书籍字画、金玉珠玩、花卉食器、衣裘车马等所藏“无百金以内物”，家资百万，只鼻烟壶一种“不下二三百枚”，其余“纷红骇绿，美不胜收”。
更别提还有和珅和庆亲王这两位大贪。
在满人居住区里，所有的艺术形式和物产全都汇集于此，正如在巴黎可以感受到全世界的风情一样。王公贵族们则居住在皇宫周围，那里有各种可供他们享乐的方式。……离开满人区，来到汉人居住区中进行参观时，仿佛从最高雅的诗歌降至最粗俗的散文，落差极大。在这里，天朝的百姓们过着平常的生活，完全置身于朝廷和御林军的政治影响力之外。……该区人口众多，生活着工人、无产者和一大批穷人。这里的街道嘈杂不堪，过往的行人大多衣衫褴褛，让人不禁心生怜悯。当地居民的贫穷程度已达到极致。——《中国战争纪行》P113-114
旗人再怎么穷苦也汉人要好不少。
清廷下令旗人圈占城内百姓的住宅为驻防营，驻防官员于是选择了城内自钱塘门至涌金门这个居民十分稠密的城区作为营址。据《康熙仁和县志》载:"此方之民，扶老携幼，担囊负签，或播迁郭外，或转徒他乡，而所圈之屋，垂二十年输粮纳税如故。
当地百姓被强行驱逐，对满人不满者极多。
1662年旗营官员再次准备以扩展驻防城来安置一些新调来的人员，杭州百姓闻讯极为恐慌。为了保住他们的房产，驻防城附近的绅民向地方官乞求允许其出资在旗营内为新来者建造房屋。时任巡抚的朱昌柞与旗营官员商讨后同意了这一请求。
第一次发生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杭州城因驻防旗人在茶叶店与人口角，纠众滋事，殴伤近二十人，于是市人汹汹，自鼓楼至盐桥皆罢市最后赖仁和、钱塘两县令出为调停，乃始开市。直到乾隆年间，这样的兵民冲突仍然屡屡发生。
在乾隆十六年（1751）六月十九日，乾隆皇帝谕军机大臣等云：
朕闻杭州兵丁，因角口细故，与民人斗殴报复，抢夺铺户，竟至罢市。……杭城省会重地，有将军巡抚弹压，何至兵民互殴？如果有罢市情形，则兵民中必有棍徒为之渠魁，理应严加惩创。
杭州驻防八旗确实令杭州人生厌，仗着自己特权，在杭州城内胡作非为， 从1695年一直到1861年双方冲突不断，常年互殴，水火不容。
“营债”指的是一种要求借款人以房产和家人做抵押的高利贷。旗人之所以有能力放债是因为清初他们在财政上颇为宽裕。
他们通过被称作“营线”的本地捐客把手中的银钱向杭州的升斗小民发放高利贷。迅速增长的利息常常使借款者无力偿还，旗人就乘机夺取他们的房产和妻儿，或迫使借款人投身旗营为奴。这种令人家破人亡的高利贷自然便杭城百姓极为反感。1682年，营债问题引起城北武林门附近的商民罢市抗议。而当一位目击此事的地方官逮捕了几个营线以平息众怒时，数十名旗人对他进行围攻并捣毁了他的轿子。
清末一位将军奏请朝廷取消春季演炮。有意思的是，他所提出的理由是演炮的噪音会震动地脉，并因此对杭州附近地区的农业和重要的养蚕业造成不利影响，而养蚕厂正是他的产业。
顺治十八年(1661)起朱昌祚调任浙江巡抚。在任期间的奏疏、公文后来辑成抚浙疏草《抚浙微草》《抚浙移慧》今天保存在美国国会围书馆,其中不少文字都与驻防八旗有关，从中能够一窥当时的情况。摆巡抚所见所闻八旗官兵在杭州城内“或横行市肆短价强买或凌虐铺行自拿货物稍有违忤则立刻伤残小民畏之如虎 城外“于山僻人家勒索酒食欺辱妇女…截捉士民捕腕搬运情强抢夺,无不受其萧毒，稍有不慎助辄行凶锁吊，非拳打脚踢即刀背皮鞭.，地方侧目，无不忍气吞声,八旗官兵横行霸市,遭虐百姓几乎成为清初杭州的常态。
杭州八旗在18世纪初旗营马匹总数在一万以上，朝廷为此划分了大量土地作为马场。而在此后的一个世纪中马匹缩减至仅剩300多，这些空余的土地被八旗兵丁们出租给汉人种地，做起了地主老爷的美梦。
太平军第一次围城，旗营尽出所有之兵掠取民间，不分大小店铺、贫富居民之家，无物不要，口称非吾等打败发匪，尔等身家性命安得存全？如是者兵民抢夺约有十日。
杭州八旗最后被太平军和当地百姓一起杀绝，只留下46人。
英国档案馆编号为“FO17/56:339”关于中英战争的档案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842年3月，清军收复宁波之战中，一位英国间谍向英国驻舟山行政长官郭实腊报告说有3000名清军士兵希望投靠英军，他们向英军建议说：“接着进攻，不要拖延，我们熟悉所有的道路，会给你们提供有效的服务。我们不喜欢满洲人，投靠你们是衷心愿意为你们效劳，不是为了钱财。”
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也称：英军在攻打乍浦时，汉族士兵成为第五纵队，帮助了英国人，“驻防旗兵，平日凌辱汉人，至是又动斥为‘汉奸’，由是福建水勇积愤，纵火内应，贼遂逾南城入。
贝青乔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虽山路崎岖，然村井繁富，可市食物，故进兵时，只发响银，不发粮米。诅意乡民闻官过境，迁避一空，我兵绝粮，屡欲溃散。”
当地无论是汉人还是绿营兵都很讨厌八旗兵。
不仅如此，八旗兵还是乍浦当地最大的地主集团
乾隆五十六年,乍浦驻防四筹度,并无长策。若欲增编佐领,恐天下正项米石不得不让满营交出过去削减马匹后多余的1.5万亩交与汉人耕种，收租过活。
荆州八旗也放贷，也侵占民田，这些在下文中就不细说了，他们最出名的是聚众械斗。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闰五月初五日，“荆州驻防旗人与汉城铺户，先因观划龙舟，争强互殴，频年结怨未释，以致本年闰五月初五日，有满洲营旗人纠众绕进汉城，专寻咸宁武昌二县铺民滋闹，将民人殴伤二十余人之多，且有因伤毙命之人。复拆毁铺面，弃掷货物，并将咸武客民会馆放火烧毁，不法已极。”
荆州八旗骄横惯了，竟然直接入城殴打平民，打伤二十余人，在城内直接纵火。
道光帝于七月接到报告后，一面令湖广总督裕泰等对已经拿获人犯严加审办，一面发谕旨荆州驻防将军的恒通：“驻防旗人因观划龙舟小忿，辄行纠殴，折毁铺面，并有伤毙人命，焚烧会馆之事。现经该督等咨拿惩办。驻防旗人系该将军等专辖，此次纠殴焚毁，不得诿为不知，何以两月之久，并不据实奏闻，著恒通等明白回奏。”
后被汉人大臣上奏于道光帝，责问这些旗人没有受到处罚。
恒通只能支吾其词：“当时未经获拿滋事人犯，无凭审办，是以未即具奏。”道光帝在他的奏折上批道：“甚属糊涂无能。”这个恒通并不真的糊涂，随后，他上奏向道光帝说明：“咸武民人，素称刁悍，旗人常被欺侮，往往寻衅争殴”，并请求道光帝命令裕泰，“提同案内旗、民各犯，隔别严讯。将起衅根由确切查明，秉公据实办理，务得其平，不可稍有偏袒，意存消弭。”
这个满人将军居然说民风彪悍，平民常常欺辱八旗，滑天下之大稽。
最后调查结果为
二十六年闰五月初五日，东门外城河戏划龙舟，旗、民各往观看。有旗人特瑞在岸喝彩，咸武人斥以多事。
旗人恼火，将咸武人铺户打坏六十一家。初六日，又有旗人代昌复纠集吉亮等至汉城及城外草市地方，将咸武人铺户打坏八十八家。两次凶伤贸民二十余人。迨路过武昌会馆，吉亮触起平日至会馆看戏，每受欺侮嫌隙，纠允代昌等，将会馆烧毁。
是日，旗人已革武生长元等，因向有咸武人赁居旗人房屋，意欲一概驱逐，致将咸武人张在中刃伤身死。
最后杀人者被处死，其余数十人犯流行，但是折为鞭刑。
但是荆州八旗的作恶史还没有结束。
光绪十八年（1892年）正月，荆州又发生一起重大旗、民斗殴致伤人命事件，综合各种资料，其简单经过是这样：
“荆州东门外草市地方泰山庙，于正月二十五日演戏酬神，旗丁小祸等欲上台看戏，当有管台之庞家顺拦阻，旗丁夺梯上台，愈上愈多，将庞家顺殴打摔至台下，庞家顺惨呼救命，以致激成众怒，与旗丁互相斗殴。”旗兵“回城邀约数百人，执持刀枪重往草市报复。先后致毙民人王大福、郭光焕二命。”“正月二十六、七等日，满营兵丁复札东门外，见有草市人进城卖货，将货掀弃，举械朋殴，连日殴伤无干之民人杨开甲等十三名。东门为东乡买卖要道，难以进城。二月初八、十六等日，又迭据呈报岳州府客民孙凤翔、曾科选、刘怡上及草市民人周廷喜等进城，均被旗丁无故殴打，将周廷喜殴伤，旗、民尚未相安。”事发当晚，荆州府属官员准备将旗丁验伤立案，旗营协领宝俊不同意，并于次日请理事同知联兴到满城验看，查报受伤旗丁达四十七人之多。宝俊等人向驻防将军报告说：“本日草市泰山庙演戏，旗丁间有看戏者，午未时分忽见台上口角纷争，不料本村地痞程大、程二、邱大、邱二、邱三、郭三、郭四等二十余名趁此鸣锣聚众，各执铁尺、叉棍、扁担、尖刀将城内男妇老幼等逞凶殴打，抢夺衣物”。
此次斗殴的规模是很大的，将军对旗丁的包庇及旗丁豪横是很明显的。但各方报告互相歧异，“所禀情形与县禀旗丁殴人肇衅激成众怒情节大相悬殊”，经反复查证，到四月初，清廷根据祥亨的报告，下令了结案件：“光绪十八年四月丙申：荆州将军祥亨等奏，旗民互殴身死，左司协领宝俊等办事疏忽。得旨：宝俊等著交部分别议处。”将军已先行上奏，占得先机，张之洞以著名封疆大吏，亦无可如何。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二月，荆州城外又发生一起较大规模的旗、民斗殴事件。事件的起因也不复杂，几名旗兵在小北门外，因喝酒不付账与当地民人发生争执，旗丁回到满城邀集多人，持枪械斗殴。事发后，又不服地方官员弹压，将理事同知及江陵县令打伤。与前述事件相同的是，驻防将军祥亨与总督张之洞分别向朝中报告此事，但二人所奏情节差异甚大。祥亨报告说“旗丁受伤甚重”，而张之洞则说：“有旗民不服查验，入署殴官”。
然而此案又是久拖不决，最后不了了之。
这些只是较大规模惊动上层的斗殴事件，小规模斗殴只会更多。
后面由于荆州八旗欺人太甚，辛亥革命时，汉人以666为验几乎将八旗杀绝。
山西。太原，设城守尉，乾隆二十一年后归山西巡抚节制。右卫，初设将军，乾隆二年裁，以副都统管辖，二十六年裁副都统，以城守尉管辖，兼辖于绥远城将军。绥远城，乾隆二年移右卫将军于此，二十六年改称绥远城将军。
太原八旗以抢劫闻名。
太原城内有皇城，旗兵所驻也。器械呰窳，旗兵年久长，养子孙，与居民无异。然恃势自为风气，汉人有肩挑小贸易至者，往往为所陵，汉民久嫉恨之。至是变兵攻入，惨加杀戮焉。
他们把附近走街串巷的商贩哄骗到满城中，然后找借口将货物一抢而空。而来钱最顺手的路子是给盗匪当“保护伞”，因为地方官没有权限搜查“满城”。所以提供庇护，坐地分赃就成了不少旗兵的生财之道。太原知府张集馨在向皇帝的奏章中就称，太原城驻防的八旗军“兵丁剽悍，窝盗为匪，肆无忌惮”。普通市民则把八旗兵居住的满城称为“梁山泊”。地方官对八旗兵的违法行为，根本不敢过问。对待这种潜规则的“特权”，普通百姓则是恨意十足。
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大员张集馨的日记里对太原八旗兵暴行记载极多。
九月初，几个旗兵在深夜宵禁之后强闯大街栅栏，守卫栅栏的更役不肯放行，旗兵就用砖头将更役打得头破血流。
更役被打的第二天，阳曲县县令李廷扬和太原府理事通判（知府佐官，负责一府的司法事务）麟耀会审此案，麟耀包庇八旗兵，反而将责任推给被打伤的更役，并且将更役处以杖刑来讨好八旗兵。李知县心中愤愤不平，但不敢和麟耀抗争，从此八旗兵更加横行无忌。
九月十八日，李知县巡夜，只带着一个年幼的仆人微服私行。经过一间旅店门口，看见店内有火光，就让仆人进去盘查。这时，旅店里突然冲出几个八旗兵，将李知县团团围住拳打脚踢。李知县大叫：“你们干什么？我是阳曲县知县。”八旗兵假装没有听见，仍然抓着李知县不放，反而大声呼叫：“这两个人欲闯进店中强奸妇女。”竟企图将李知县扣押起来。幸好县衙门的衙役得到消息后赶来相救，李知县才得以逃脱。
第二天，太原守尉四恒通秉承藩司和桌司的意思来调解此事，八旗兵也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李县令知道八旗兵一向骄悍，也不敢继续追究。通判麟耀曾公开在官厅里说：“当年巡抚鄂顺安大人被八旗兵辱骂，也没有追究。太原知府珠澜大人的轿子被八旗兵当街砸了，珠澜告到“两司衙门，也不过让八旗兵道了个歉而已。”我听了深感震惊：骄兵悍将如此横行，大祸不远了。
太原县有一个大盗叫根寅儿，在县城里抢劫当铺，并且用刀砍伤了店主，被通缉捉拿。有一个叫文英阿的马甲（指清朝八旗骁骑营的士兵）在太原城里开设了一家旅馆，很多宵小之徒就躲在里面--就是李知县被殴打的地方。根寅儿和文英阿一向交好，还有骁骑校尉长庆、马甲伍奴儿、武隆阿等人，一起合伙分赃，也不是一天两天。
乾隆十三年，山西右卫驻防发生一起民人与旗人债务纠纷案件，据刑部报告称：山西右卫驻防旗人关老四欠在旗内做奶茶生意的山东人王元十二文钱，“乾隆十一年七月十九日，王元向关老四索讨前欠，关老四答以迟日给还，王元坚执不允，关老四斥责其非，王元不服辄行詈骂，关老四手推王元，王元即揪扭关老四衣服，关老四气愤，不合用拳殴伤王元胸膛。”
最后王元被活生生打死。
绥远八旗
绥远城将军旺昌“动用官方租银，侵冒匠役名粮，需索属员马匹等贪婪各款，应革职”，“至副都统甘国璧、巴兰泰，系协同将军办事之大员，亦各侵冒匠役名粮四分，均应革职”
陕西。西安，设将军。汉中，以西安将军兼，康熙二十五年裁驻防兵。潼关，设城守尉。
雍正七年，陕西省驻防兵，“自藏回陕之八旗兵丁四百名，仍有沿途骚扰居民之事，经抚臣宪德两次參奏，共一百三十余件”
无独有偶，在整压白莲教时，和北京来的的八旗军一起沿途抢劫，这支军队还没有到达前线，八旗军为非作歹的事情就传到嘉庆耳朵里，直接就让他们回师了。
乾隆十五年，西安驻防旗人梁大，因其叔等人与民人王朝相发生债务纠纷，将王朝相踢伤致死：“状招：梁大赋性愚鲁，罔知法纪，有晋民王朝相在伊对门开铺生理，素好无怨。乾隆十四年八月十三日，王朝相因梁大之叔梁六借银五两并代伊婿刘晏借银十五两，倶未偿还，是日傍晚往讨”。双方争吵之中，梁大从外归来，听骂气愤，踢王肚脐左右两下，王于当日伤重身亡。
这座满城在辛亥革命时被秦陇复汉军杀绝。
3贪污腐败
西安将军秦布“擅将额甲钱粮私给笔贴式，以致额兵空缺。迨奉旨赏给体贴式养廉，复不将给与额甲撤出。又挑补凉州、庄浪披甲，令官员家奴充补，致闲散满洲不能得缺，徇私违例……着革职”
西安将军都赉“擅修教场，侵扣公库银二千余两，并营私取利各款，审明属实，应按律拟斩监候。（副都统）杨桑阿听从都赉，动用公项银三百余两……副都统乌裕齐、沈之仁、王炎等瞻徇同官，不行参奏，应俱革职”。
青州，雍正八年置将军、副都统，乾隆二十六年裁将军，留副都统统管驻防官兵。德州，设城守尉，兼辖于青州驻防长官。
青社琐记中对八旗筑城时有记载：筑城时以官价买之，价甚贱。或曰京亩十千，未知确否。
在城市中央，购买地皮每亩只花1万文。
青州驻防八旗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奴隶，是清王朝抓来的战俘，这些战俘们有汉人也有各地的少数民族，他们不甘心受辱，是不是想要逃脱，满清对他们有严格的处罚政策。
例如乾隆三十一年五月，青州骁骑校富昌的奴隶策布格逃脱，被擒获后处决。
驻防旗人凭借着统治民族的优越地位,久而久之养成了作威作福、桀骜不驯的习气,无端索要财物,欺压当地百姓的现象在各地驻防城并不少见,青州驻防甚至出现驻防官员公开索要财物的现象。
雍正十年(1732)九月初二日,青州将军鄂弥达自京起程,带领官兵、匠役及家口等共计15000余人,前赴青州。为了保证驻防官兵的正常生活,山东巡抚岳裕协调各处地方官员,提前置办好水缸、铁锅等官兵居家所需什物,到青州府附近的寿张(山东寿光)和昌乐二县购买粮食、草料。青州将军鄂弥达到任之初,责备地方官员准备不周,索要器物、钱米,私吞铺户彩绸,利用寿辰授受大量礼品,并且难为地方官员不让进谒,世宗在鄂弥达奏的奏折中批复:“据闻尔为小钱财等事没体面等情。倘如是,可惜朕恩,乃尔一世之名誉矣。”
雍正十三年(1735)五月,查出鄂弥达在青州将军任上用官兵饷米放贷、对下属监不力,最终被革职处分。
咸丰三年(1853)二月,青州驻防官兵随琦善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经过河南裕州地方,强搬草料、抢取食物、勒折钱文。佐领以下各员,及兵丁、马匹、车辆,自行开单索取钱文,又勒取饭钱、程仪。稍稍不遂意 辄恃众殴打人役”。
战马是重要战略储备,青州驻防有马数千匹,设有专门的马场以供放牧,但是到了冬天,北方草木干枯,马乾“较刍豆之费,盖不及三之一”四,旗人就会放任战马践食农作物,这让老百姓苦不堪言:“春夏秋牧山,冬则牧麦苗,远及四五十里,近城一二里。”甚至其他驻防旗人到关外买马,途径青州地区,也习惯在农田放马。当地百姓多次反抗,多是不了了之,“虽昼牧亦莫敢谁何” 加上地方汉官级别较低,也无能为力,让驻防旗人更加肆无忌惮。
《青社琐记》中记民人祈雨时与驻防旗丁发生冲突的经过:“姜家庙庄异神析雨,行经驻防城。旧俗,凡戴笠张伞人,遇祈雨者必脱之撤之。旗丁独否,祈雨者呵斥之,因而相斗,旗丁猝未胜,将闭门俾不得出,集众痛殴之。有哑者精拳术,亦析雨来,独御于门,俾众斗且出,而终以聋故受制于后。门闭,未出者数人,为所拘。祈雨以卤簿导神,中有兵器,旗员诬为人城械斗,将重罪之。”整个事情经过并不复杂,青州百姓祈雨经过驻防城,按照习俗,遇见祈雨队伍,戴帽的要脱帽,撑伞的得撒伞,但是有一驻防旗人并不理睬,被祈雨的人呵斥,双方打了起来,之后析雨同行的民人和驻防城的一些旗人也加入进来。
打斗中 旗人关了城门,抓了一些没来得及逃跑的民人关到大牢,当地汉族官员通过多方努力救了这些民人。
当然，汉人也不是没有反抗的经历。
光绪三年(1877),三名新到青州的驻防兵,到当地民人开的保佑坊买笔,把二十多支笔咬去笔头,百般挑剔,却一支没买。店主气不过,与他们理论,三名驻防兵气焰嚣张,打伤店主和伙计。当地人对此愤愤不平,六七十家店集体停业抗议。总巡局只得将三人重责枷示,并出面劝导才最终化解了矛盾。
青州驻防城建成之后,于雍正十一年(1933),经河东总督王士俊奏准:“于司库存公项内动支银六千两,解赴青州,交将军鄂弥达查收,派委官员在于满城内开张当铺营运生息。”其中5000两用于开当铺,1000两开米铺。之后,“准许四乡汉人进城经商贸易,并于城内四街闲处铺面房400余间,加原盖匠役房32间,租与商人,年收人租银700余两”,随着汉族商人在北城开张做生意,北城也逐渐热闹起来,城内“磨坊、油坊、酒坊、豆腐坊、肉铺、饼铺、菜馆、布匹绸缎、日用杂货等品类繁多,规模相当可观,不少汉人借北城名利双收”,驻防城内商业繁荣。《青社琐记》中也记述了汉人在驻防城开铺卖堕胎药、卖洋铁壶。
德州民人张林与驻防旗人傅崇信“交易有年”，“道光二年九月结算帐目，张林共欠傅崇信京钱□千七百九十二吊，写给凭帖四纸，约期三年十月初三日先还京钱五百吊，至三年十月初二日，张林因□期已届，而所备归还傅崇信二百四十两又经孙文学为青城县漕□韩尚跻借用， 屡索无偿，不能另筹归还。”张氏多次请求延期还款遭到拒绝，傅氏声称如不按期归还就要报官，张林情急之下“掏刀自戕倒地”
把人逼到死路上自杀了。
以抓“汉奸”闻名。
提到镇江八旗就不得不提海龄。
英国人对他的评价是“最糟糕的是镇江的一位将军，他确信，在英国人从前面进攻时，该城的汉奸一定会从后面袭击满洲人。于是他命令一看见形迹可疑的人就抓起来，此后他的居民一看到满洲士兵走近时就惊恐地逃走。显然有些士兵一见有逃跑者就把他们杀死，用他们的尸体去领赏。”
当地人的史料也印证了海龄的残暴行为。
住在镇江城内的黎吉云的日记“尔时英夷无意入镇城，意欲直入大江，而镇江副都统海龄，日杀无辜，民不聊生，往夷船请之入城。”
镇江人所作《竹枝词》记：“都统差人捉汉奸，各家闭门胆俱寒。误投罗网冤难解，小校场中血未干。”
镇江人所作的《草间日记》则记载：“都统令旗兵满城捉汉奸，旗兵遇他县人在城者，及居人只行，或夜出者，见即追而杀之。至是捕城内居民百七十余人，于小校场行刑，并及妇人孺子，呼冤之声不绝，郡守惟流泪而已”。
《出围城记》则记录了海龄禁止百姓出城觅食、逃难的情况，“城中炊烟寥寥，盖城闭市亦闭，饥民无处市米，亦无处市饽饽，人疑副都统欲尽汉人而后止。……百姓有违言，即是汉奸，吾兵足以杀之。”
只有清朝官府报告中海龄只杀了十三人。
“海龄于镇江城陷时自缢殉难，……已无疑议。……且搜获汉奸，亦止处斩十三人，其余讯系平民，均经释放，是周顼原禀各款系属得自传闻，而海龄见危授命，大节无亏，允宜特为宣布，以息浮言。”
海龄究竟杀了多少人暂时不得而知，但是汉人后续的报复确实实实在在的应验到了镇江八旗身上。
当然放贷是八旗的老习惯了，“向来驻防镇江、杭 州、福建等处官兵，皆恣意妄为，侵占廛市，擅放私债，多买人口”
当地八旗被汉人洗劫一空。
江南。江宁，设将军。京口（镇江），初设将军，乾隆二十二年裁，以副都统统辖驻防兵。又，江宁曾于雍正五年设水师营，置协领统辖，乾隆十六年裁。
《明季南略》记载，建奴入城，分通济门起，以大中桥北河为界，东为兵房，居八旗兵，驰骑四占，驱百姓迁移，不许搬运物件，提男抱女，哀号满路。南京满城驻扎四到五千八旗兵，连同家眷共有三万人左右，南京的满城面积约占南京城面积的百分之二十。满城内的满人趾高气昂，满城也是城内的最高级住宅区，汉人严禁入内，事实上同元朝治下也无甚区别。鲁迅曾在南京水师学堂上学，路过南京满城时，还曾经被满人孩子投石辱骂，当时已是清末，可见满人对汉人的歧视。
奕经率领八旗军从苏州南下，随军的贝青乔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虽山路崎岖，然村井繁富，可市食物，故进兵时，只发响银，不发粮米。诅意乡民闻官过境，迁避一空，我兵绝粮，屡欲溃散。”当地百姓闻八旗过境，迁居一空。
据《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记载，雍正六年曹頫被抄家时，新任江宁织造隋赫德在奏摺中说，曹頫“家人供出外有欠曹頫银，连本利共计三万二千余两。”康熙儿子允禟被抄家时，曾搜出借券八十余张，共本银十余万两。
广东。广州，设将军。先为汉军驻防，乾隆二十一年、三十五年先后裁撤，改为满洲旗兵。广州水师营，设协领，辖于广州将军，光绪九年改为陆路步军营，仍以原官管理。
广州八旗最出名的就是在满城内畜养鸡鸭，成为当时最大的农贸市场。
1贪污腐败
广州将军锡特库等废弛马政，空额五百余，俗称吃兵血。
广州八旗每年秋季，例有瘦狗岭实弹射击之举。此事表面，则为演习武备，内容实则假公济私，虚报开销，得帑分肥。原因是将军都统都系带兵官，除了俸给之外，并无其它收入，故此妙想天开，借每年秋季检阅八旗为名，虚报路程极远，开支巨额公帑，中饱私囊。其作弊的办法，在申报之中故为安排路程之远，由将军衙门起行，所经的路线，从惠爱四约 （起今中山五路），过清风桥，其间虚报为若干里数，由清风桥到小马站，其间虚报若干里数，由小马站到大马站，大马站到明月桥，其间各虚报为若干的里数，方才到达大东门，再由大东门到东郊，由东郊而至瘦狗岭，其间又共分若干站，每站又各虚报为若干里数，诡诈安排到十分遥远，令人观之，的确走到人困马乏，清廷办事，素来糊涂，据报即信以为实，照准开支。于是此辈遂得领款分肥，其计售矣。闻之故老传说，每年秋季射击，虚报开支的事，外而将军都统，内而经手部员，彼此串通一气，所以从来并无批驳，安然得帑分肥。
而汉军旗分润不到这笔清政府的巨额公款，只能兼营副业，俾资维持，大如商店，小如肩挑摊贩，均有经营。商业方面，最多的为买卖旧傢俬和旧屏门窗扇木器等类，昔日之西门直街右都前一带（今中山六路），此项商店，几于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其他经营小食和水果以及鱼菜摊 贩，更触目皆是。就中食品，如百灵街、药王庙前的咸脆花生，惠爱二约金刚庵前的汤豆腐角，光孝寺的油炸云吞，以及一般的咸糕油条等等，均属调制得宜，价廉味美，为本地人所喜食的东西。更有规模较大，获利其厚的一种商业，则为酱园。因为旗人向有公家发给军盐，已属供过于求，更兼时有违法所得的私盐，两者剩余，积存不少，于是拏来大开酱园，其营业的规模，大小不一，成本既轻，收益自厚。昔日最著名之酱园，为森森斋、致美斋、六和栈等号，直至今天，致美斋仍巍然尚存，生意蓬勃，为本市数一数二的有名大酱园。至于工业方面，男子多制作妇女伴髻所用的纸花，商品需用的纸盒，和纸盒原料的纸朴，及一般人爱玩的毽子，每年元宵节及中秋节，花灯满街，工艺精美，多是旗人出品。妇女方面，家家厅上，横陈木架，整天刺绣，夜以继日，所绣的是用金线和绒线两种，绣成山水人物，亭台楼阁，花草树木，鸟兽虫鱼，式式具备，并皆佳妙，为旗人妇女特具之长，所绣之品，供应剧场上需用的各种服装。
惟满旗习于安逸，不任劳作，经营副业的颇不多见，大多数只是把军盐军粮倒卖一二，放高利贷，当然他们也有经商的，只是比起汉军旗来说要少。
乾隆中期，八旗子弟刘守庵霸占了高第街金家的地产，在广州文德路开设了“致美斋酱园”（中国四大酱园之一），直到抗战后，金家人才拿回来。与此同时，八旗子弟余、张、黄氏也先后开设了“森森斋酱园”、“安盛隆酱园”、“六和栈酱园”。
雍正朝，广东驻防八旗兵丁集体打抢平籴厂，把数万石粮食洗劫一空。
1841年，天地会三元里起义抗英，广州八旗出兵整压被天地会重创。
著名的贪官琦善，负责查抄的吏部尚书、步军统领奕经等人奏称：
奴才等查抄琦善家产，前经奴才等将查出金锭、金条、金叶约重五千余两（约合5万两），元宝七百八十一个（合39000两），散碎银锞锭二万六千五百余两大概情形，具奏在案。今复连日详细抄检，又续行查出金锭、金条、金叶约重二千两（约和2万两），元宝六百十七个（合30850两），散碎锞锭银二万余两。
后据道光帝面谕，负责将琦善没官财产生息以充兵饷的军机大臣穆彰阿奏称：
琦善入官元宝银一千四百三十八个，散碎银四万六千九百二十两二十一两琦善入官地亩，现据内务府按契核计，共地二百五十二顷十七亩零（也就是25217亩），以地方官征租差地核计，每年可收租银二千余两。又琦善入官铺面房间，内务府现已兑明，每月约得房租银九百六吊二百二十八文、银五十一两。
琦善的金银财宝约合37万两，外有25217亩地（在直隶附近），还有数十间铺子，都是其贪污腐败，侵占田地得来。
成都驻防八旗以贪腐闻名于世。
康熙六十年，留旗兵1600名、步兵400名、军官74名、匠役96名，在成都正式设立驻防八旗，由副都统法喇管辖。
八旗官兵居住在少城内。后来，旗兵眷属陆续来到成都。移眷工作直到乾隆初年才全部完成，八旗官兵及眷属共计5000余人。
到光绪三十年，成都当地八旗已经达到21760人。
咸丰年间，成都将军崇实以聚敛钱财闻名，一年任期所捞银子，不下二三百万。成都将军吴棠到任后收下属贿赂不下十余万金。
满族官僚贵族豪华奢侈，利用拖延克扣粮饷、开当铺、放高利贷等手段剥削汉人，或者贪污、霸占桑园、地产等手段聚敛财富，形成少数半官半绅、半官半商阶层。
光绪时，有的满族官僚已拥有田产千亩。在道光以前，旗民们生活比较稳定。同治以后，满族人口增加，但兵额未获增加。部分旗民因无法生活而典当衣物，有的旗民每日买“升升”“把把柴”，吃“对时饭”过日子，生活日益恶化。
光绪三十三年，在“裁旗停饷”消息的刺激下，数千名旗民围哄将军衙门，用砖石瓦块掷击衙门的门窗和官员。
这群寄生在成都的蛀虫，没有粮饷只能挖野菜充饥，算是得到了报应。
他们放贷也相当严重，光绪十一年，成都驻防闲散旗人傅斗彬（即萌伦），因民人赖云浦欠钱三百文， 于春节期间屡次催讨，正月初五路遇即讨要，至正月二十三日再次讨要，旁观者赖潮仁斥责傅不应在节日逼债，引起口角，傅斗彬“被赖潮芢与陈二僖砍到伤后，夺刀将赖潮芢戳伤身死”。
1915年，护国运动爆发，护国军由云南入川。
八旗军投靠袁世凯，成为旗兵。
而驻守当地的袁世凯部下王芳，以为护国军来袭，遂下令炮兵开火。慌乱之中，炮兵将炮弹射入旗军队伍，顿时大乱。至天明，3000旗兵所剩无几。
河南。开封，设城守尉，乾隆二十一年后归河南巡抚节制。
开封八旗是当地著名地主，说到他们就不得不提东陵大盗孙殿英了。
孙殿英，乳名金贵，字魁元，河南省永城市马牧乡孙庄村人，永城市周围多有满人侵占的田产，另因出过天花而得外号“孙大麻子”，其父亲为乡里出头与收租的旗人争执而入狱，当日被旗人打死于狱中。
后来大家也就知道了。
这些人相比较他们在江南的兄弟们要悲惨的多，乾隆三年宁夏大地震，震死驻军和家眷1118人，乾隆调95万两给八旗子弟赈灾（我好像明白了为什么乾隆朝赈灾耗银为什么那么多了）。
当然为了弹压西北，乾隆十一年有大肆征调军队入驻，整个甘肃共驻八旗军三千二百人，合家眷共两万余人。
1吃兵血
庄浪副都统色尔固楞，“将赏兵生息银两并未照依原奏开设铺面，省力办理，借给兵丁，索取重利”
福建。福州，设将军，先为汉军驻防，乾隆十九年裁汉军，换为满洲旗兵。福州另于三江——闽江、琴江、乌龙江设汉军水师营，置协领，兼辖于福州将军，乾隆二十八年后，改为满洲旗兵及郑家庄所裁驻防兵。
著名贪官和珅的爹就是福建副都统常保。
装死后逃往南洋谋生。
福州将军朴寿命令旗营各户准备洋油石灰，如遇进攻则妇孺集体自焚。
湘军起义攻打满城福州满城闽浙总督松寿自杀，福州将军朴寿投降后被杀，死亡官佐共15人，满人畏死，不肯自焚，福州光复。
其中盛京驻防点共24个，分别为兴京、辽阳、宁海（金州）、盖平、广宁、抚顺、铁岭、巨流河、白旗堡、小黑山、闾阳驿、锦州、义州、小凌河、宁远、中前所、中后所、熊岳、岫岩城、复州、牛庄、凤凰城、旅顺。
据乾隆朝《钦定盛京通志》记载，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盛京地区总计有耕地18167711亩，其中民地有3510957亩，约合3510顷，旗地14656754亩，约合14656顷。
1801年5月，盛京将军清查出马场地近39万亩，令各城旗兵开垦升科。
次年八月，盛京将军富俊等奏报，“自上年九月至今，业据旗民首报地，约计二十一万余亩”。
皆是汉人的血肉开垦的土地，被八旗子弟在他们头上盘剥。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设熊岳防守尉一员，防御八员。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设骁骑校一员。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由省户部派设盖州仓官一员、外郎一员，主监收仓米事。雍正四年（1726年）始丈放旗田（亦称红册地），同时又设镶黄、正黄、正白三旗防御，正黄旗为路记。雍正五年（1727年）裁熊岳城守尉，改设副都统一员，由旗人图尔塞出任，治所设在熊岳城，管辖熊岳、凤凰城、金州、复州、旅顺、岫岩等六地的旗兵事务。计有满洲兵957名，蒙古兵91名，巴尔虎（蒙古族一支）兵56名。与此同时，改盖州固山额真为防守尉，也归属熊岳副都统节制。并将正白旗防御改为镶白旗防御，又添增镶红旗防御。又设正白、正红、正蓝、镶蓝等四旗骁骑校各一员。共有马甲缺380名，其中内设三两银领催8名，二两银领催32名，额外署官1名。镶黄、正黄、正白、镶红等四旗，每旗有甲兵48名；正红镶白、正蓝、镶蓝等四旗，每旗甲兵47名。并设一两银炉匠2名，五钱银仓军11名。
这些旗户皆有“定为世业，不归州县管理”的红册地。其课赋悉由旗署经征。雍正四年（1726年）丈放时，盖州计有旗田47万余亩，约合4700余顷。其后尚有滋生地，向无定数。
清末，人民积贫，闯关东盛行，盖州八旗们大肆招揽佃户，仗着自己与驻防官有关系可以开具证明，侵吞汉人开垦的土地。
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日本人调查，时盖平县（含今营口县、复县部分村屯）共有旗民3.407万户，约13万人，民户人口31.6957万人。
八旗成为了当地最大地主，如果每一个驻防点都如同盖平县，那么八旗在东北圈地可能已经达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地步。
吉林驻防点共11个，分别为宁古塔、三姓、白都讷、阿勒楚喀、珲春、五常堡、打牲乌拉、富克锦、拉林。
黑龙江驻防点共9个，分别为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旧瑷浑、呼伦贝尔、布特哈、通肯、呼兰、兴安。
雍正十三年（1735），黑龙江将军辖区内旗地合计为113902垧，另有八旗、水手、拜唐阿等承种公田8801垧。至乾隆晚年，齐齐哈尔城旗地计72371垧，墨尔根城旗地计20602垧，黑龙江城旗地计36961垧，布特哈城旗地计22100垧，呼兰城旗地计20685垧，五城旗地总计172719垧。每垧以6亩计算，合计为1036314亩，约合1036顷。
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就有耕地六十一万多垧，约合366万亩，也就是3万余顷，几乎都是以雇工和家仆为主体的汉人开垦而来。
八旗在新疆驻防极多，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古城，吐鲁番各有满城。
乾隆六十年乌鲁木齐兵员3376人，男妇老幼眷口1591人；巴里坤兵员1076人，男妇女老幼眷口4890人；古城兵员1079人，男妇老幼眷口4312人；吐鲁番兵员564人，男妇老幼2528人。
八旗子弟德风在和阗任职期间，“任意贪婪，肆行无忌”，他将库贮官钱8000串，私自交给都司生息。各地官员利用手中的职权，营私枉法，日积月累，贪风愈烈。
新疆八旗属于是八旗里面最为低级的一等，可以说是流放地，他们在1860年到1890年之间被俄国人和不可描述的势力屠杀甚多，民国成立后又被打击，1949年新疆八旗子弟只剩下1000余人，大快人心。
二十总结
满清让旗兵在政治、法律上的优厚待遇，人为地造成民族间的隔阂，旗人当官的几率远远高于汉人，也使旗人欺凌汉人合法化，汉人见到普通旗兵也要称“千爷”。
这种矛盾是由于驻防八旗的军队性质所决定的。清设驻防的目的，是将其作为一支国家的常备军，实施对广阔国土的控制，尤其是对广大汉族民众反抗斗争的控制。“故国家驻防之兵，最为良制。尽选虎贲劲旅，屯戍四方，督其操练，严其律令，使四方稍有不靖，自可驱除，不须远方调拨以误时日。”
在法律的惩处条例上，满汉亦有区别。清代，旗民不交产、不通婚、不同刑，严格地保持着旗、民界限。按制：“凡旗人犯罪，苔杖各照数鞭责，军徒免发遣，分别枷号”。旗、民犯同样的法，旗人可以减刑、换刑。此种旗民差别待遇政策，一定程度上掩盖旗人内部的阶级对立，形成了旗人心理上的优势，“汉人见了旗人，总要让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