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地：襄阳（襄樊）

中华民国中华民国2年直属湖北省政府。3年属湖北省襄阳道。16年废道县直属于省。17年属鄂北行政公署。21年属湖北省第八行政督察区。25年属湖北省第五行政督察区。1930年7月至1932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黄龙一带县内其它地方为国民党统治建立襄阳县苏维埃政权属鄂豫边苏区领导。1948年1月襄阳县爱国民主政府成立属桐柏行政公署第三专署及汉南办事处。1949年2月属湖北省襄阳行政区专员公署。

境域位置

位于湖北省中北部，地处长江、汉江、淮河之间，突兀耸峙，横亘350平方公里，乃雄踞中原之华夏龙脉。境内万山重叠、群峰竞拔、沟壑纵横、林海茫茫。主峰与江汉平原、涢水平原的相对高度超过1000米，有“登大洪山而小湖北”的气概，自古被誉为“荆楚名山”。

随州大洪山风景区位于随州市南部，面积127平方公里。1988年国务院批准为国家风景名胜区，2006年批准为国家森林公园，还是省级地质公园，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景区内峰俊、林茂、水美、洞奇、石秀，风景秀美，观光度假设施齐全，是礼佛、度假、养生、观光、科考、会议等的理想之所。主要景点有：慈恩寺、洪山寺、两王洞、筱泉洞、白龙池、千年银杏树、剑口、落湖等。

炎帝神农氏带领族人在大洪山开耕安居，是史前文明的重要垦耕区大洪山是史前文明的重要垦耕区，炎帝神农氏曾带领族人在此开荒。《山海经》里有记载，大禹三至汉东，救涢山人民于“洪水泡天”的危难之中。涢山人民为感念其功德，故改“涢山”为“大洪山”。千百年来，洪山文化已成为大洪山的精神内核，而大洪山，也被专家称为“万洪之根”，是被视为洪山文化的起源地。

《大洪山志》记载：“洪山之为道场，自唐慈忍始”，大洪山自古就是佛教圣地。这里人杰地灵，钟灵毓秀，走出过光武帝刘秀等六位帝王，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农民起义——绿林起义的诞生地。此外，优越的生存条件使大洪山成为有名的长寿福地。

大洪山是中国佛教的重点丛林，曹洞宗发祥地之一，历代帝王多有赐名。曹洞宗命悬一线、几成绝响之时，在报恩、道楷等众多大师的推动下，再次发扬光大，大洪山成为曹洞宗中兴之地。洪山禅寺佛法远播日本、东南亚，在佛教界享有盛誉，大洪山是曹洞宗走向国际化的起点。至南宋初期，洪山禅寺建有上下两院，精舍数百间，僧徒千余人，规模“甲于天下”，周围寺庙星罗棋布，知名寺庙达26座，创下佛教禅宗“五宗七派”共存一山的盛况。禅法经过永平道元禅师传至日本，建立了日本曹洞宗，大洪山成为日本曹洞宗的祖庭，每年日本信徒组团来大洪山寻根问祖。

大洪山不仅孕育了炎帝神农氏，还保留有大禹治水留下的痕迹。大洪山是更始帝刘玄、光武帝刘秀、大夏帝明玉珍、明世宗朱厚熜等多位帝王的“龙兴之地”。多个帝王一座 “故山”，世上难寻其二，帝王道场，龙山一体，造成了独特的“帝王文化”。

二千多年前，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农民起义——王匡王凤起义就发生在大洪山地区，此后大洪山豪杰辈出，晋朝爆发张昌起义，元末爆发明玉珍起义，清末又爆发赵邦璧起义，大洪山富于反抗暴政的正义传统，“绿林文化”是大洪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洪山负氧离子含量极高，被人们誉为天然“氧吧”。这里四季分明，气候宜人，灵气十足，具有十分优越的生存条件。“鸿福鸿运大洪山”，是大洪山文化的真实写照，也是数千年来，大洪山带给当地居民的福祉。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大洪山八旬以上的老人比比皆是，长寿人数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大洪山南麓的长寿镇，长寿人数居全国第二。

坐落在湖北省襄樊市南漳县东巩镇。湖北襄阳城南约五公里的凤凰山(又名白马山)南麓有一个习家池，是东汉初年襄阳侯、习郁的私家园林，延存至今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园林建筑之一，全国现存少有的汉代名园，被誉为"中国郊野园林第一家"。

习家池位于湖北襄阳城南约五公里的凤凰山(又名白马山)南麓，建于东汉建武年间(公元25-56年)。襄阳侯习郁，依春秋末越国大夫范蠡养鱼的方法，在白马山下筑一长六十步、宽四十步的土堤，引白马泉水建池养鱼。 习家池中圆台上建有重檐二层六角亭，俗称"湖心亭"。其周绕以雕花石栏，凭栏可赏出水芙蓉，悠然游鱼。

习家池，又名高阳池，地处襄阳市襄阳城南5公里的凤凰山东麓，是襄阳最早的园林建筑群体之一，在私家园林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被《园冶》中奉为典范的私家园林鼻祖。

东晋时，习郁后裔习凿齿在此临池读书，登亭著史，留下《汉晋春秋》这一千古名作，成为名播后世的史学家，而使习家池益负盛名。池边旧有凤泉馆、芙蓉台、习郁墓，群山环抱，苍松古柏，一水涓涓，亭台掩映，花香鸟语，风景清幽，自古常有骚人墨客来此咏诗作赋。 西晋永嘉年间镇南将军山简镇守襄阳时，常来此饮酒，醉后自呼"高阳酒陡"，故习家池又名"高阳池"。唐代孟浩然曾感叹:"当昔襄阳雄盛时，山公常醉习家池。

南宋尹焕重修时规模已相当可观。明正德时荆南兵巡副使聂贤，亦曾在池中筑台建亭。清道光五年，知府周凯在大池东修二小池;同治时知府方大秒提名为"溅珠"和"半规"。 唐代，习家池是孟浩然、皮日休等著名文学家经常来游历的地方。皮日休还有一首著名的《习池晨起》，赞美了习家池的妙处:"清曙萧森载酒来，凉风相引绕亭台。数声翡翠背人去，一番芙蓉含日开。茭叶深深埋钓艇，鱼儿漾漾逐流怀。竹屏风下登山屐，十宿高阳忘却回。

习家池它背倚白马山，三面环抱。南望汉水，风帆隐现。远眺鹿门，山色苍然。园内楼馆台榭，参差栉比。绿枝佛岸，粉荷映水，自是天然佳境。游习家池，有月更好。不论满月如镜，新月似镰，上看勾悬于亭上飞檐，下看游荡于池中清波。使你感觉到世界是那么宁静，那么悠闲，那么赏心悦目。

宋元明清和民国时期，习家池也是襄阳人春游和来襄阳的客人游历的第一去处。 宋代时毁于兵灾，到嘉定年间又重建，新增庭堂、斋舍28楹，题匾为"习池"、"怀晋"，还在新建的院墙中间辟山门一座，题匾"习池馆"。明正德至嘉靖年间，在襄阳做官的副使聂览、江汇又对习家池作过全面修缮，增筑石台、石栏，新建"凤泉亭"，立习杜祠，祭祀习凿齿和杜甫。清道光六年(1826年)太守周凯又对习家池的亭台楼榭进行整修，改高阳池

习家池群山环抱，苍松古柏，流水涓涓，亭台掩映，花香鸟语，风景幽静。自古常有骚人墨客来此咏诗作赋，不少游客来此参观白马泉、养鱼池和亭台等景观。现仅存六角亭、荷花池、溅珠池、半规池等景点，仍不失为览胜之地。亭为重檐六角攒尖顶，斗拱高耸，檐角翠飞，通高6.5米，正面面阔4米，檐柱为四角方石柱，坚固厚实，古朴大方。挑檐和额枋上遍饰象征吉祥的天宫赐福、万事如意、蝙蝠双至、犀牛望月、凤凰展翅等图案，形象逼真、

习郁所建习家池，着意渲染鱼池与范蠡的关系，隐然透露飘洒于江湖之志。以宅第和大、小鱼池为主体构成的习家池园林，背依青山，面迎碧水，开创了利用自然山水配合花木房屋建造园林的造园风格，具备了后世园林所有的山水池泉、亭台楼榭、茂林修竹景物和诗、礼、史、酒、民俗、休闲、垂钓等文化内涵。

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习家池历经沧桑，几度兴废，发挥过郊游胜迹、祭祀贤达、传播佛教、灌溉水利等重要作用，成为文人雅士、官宦名流、黎民百姓来到襄阳的必访之所。

境内有大小河流600多条分属长江、淮河两大水系其中属长江水系的汉江、沮漳河两大河流流域面积为襄阳市河流流域总面积的绝大部分。年均径流总量85亿多立方米正常年过境水量约400亿立方米。襄阳市最主要的河流汉江境内汉江全长216公里有30条支流直接汇入汉江流域面积17357.6平方公里占襄阳市总面积的88%。汉江水系条件与欧洲著名的莱茵河相当。襄阳市有大中小型水库845座堰塘88461口。地下水储量也极为丰富。地表水矿化度低总硬度适中多属软水可广泛用于灌溉和饮用地下水的矿化度一般也较低多属中性及弱碱性水均可作为生产和生活用水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十分优越的水资源条件。

郑敦允，号芝泉，湖南长沙人。道光八年（1828年）八月出任襄阳知府。到任后，郑敦允秉公断案，扶良抑暴，深受百姓拥戴。在襄期间，他“不避艰巨，本之以精心，辅之以勤力，是以事无不举”。因是刑部出身，擅长听讼断案，“判决常至夜分，积牍为空”。

事实上，在郑敦允到任襄阳之前数十年，水患不仅让樊城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很大威胁，也使樊城的商业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堤岸日圮，富庶渐减）。前几任知府都想过要建石堤，就是苦于没有银子（苦于费之无出也）。是郑敦允“持之以决，恪之以诚，赴之以勇”，力排众议，凝聚人心，才能“障狂澜而奠民居”。当然，也离不开樊城士民的“慷慨好义，踊跃赴功”，才有了修堤经费和人力的保障。

樊城石堤整个改建工程历时两年，于1830年冬竣工。1831年，一场“亘古未有”的大水让所筑石堤塌陷过半。事实上，根据后来的光化县知县陆炯在《新建郑公祠记》中所撰，如果不是有他修的石堤捍卫，樊城受灾会更加严重。但已调署武昌粮储道的郑敦允仍感到是自己失责，执意要求回襄阳修堤。

当时听说郑敦允要回来，襄阳人步行300里前去迎接（襄人走迎三百里，日夜牵挽而至），那场面想来也是非常壮观和感人啊！

在筹足资金后，郑敦允于1831年8月回到襄阳。岂料，5个月后因积劳成疾，以生命谢任于襄阳。郑敦允去世的那天是正月初六，襄阳人像自己的亲人离去了一样痛哭不止（民哭公，如哭私亲）。

郑敦允任职襄阳前后不足4年，然而他修筑石堤造福于民的功绩令民众不能忘怀。在郑敦允离世3年后的1835年秋，各方人士自发捐资修建郑公祠，并留下这块“民不能忘”的石匾。后人把郑敦允修建的大堤命名为郑公堤。

为什么郑敦允离世3年仍让襄阳人不能忘怀？我想不仅仅是因为他建石堤让樊城人永蒙恩泽，更因为他心中有民、守土有责的为民精神。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精神是他留给我们的比大堤更为丰厚的遗产。

襄阳市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五大宗教。成立有市佛教协会、市伊斯兰教协会、市天主教爱国会、市基督教协会和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等宗教组织。宗教活动场所91处其中佛教18处、道教11处、伊斯兰教13处、天主教6处、基督教43处。

襄阳主要旅游景点古隆中风景名胜区、凤凰温泉AAAA级、襄阳古城墙、仲宣楼、米公祠AAA级、夫人城、习家池、广德寺、锦绣园AA级、庞公祠、鹿门山国家森林公园、襄阳王府绿影壁A级、五道峡风景区AA级、襄阳北街、昭明台、黄家湾鱼泉河漂流、五山镇堰河乡村旅游区AAA级、南河小三峡景区、白水寺风景区AA级、熊河风景区AA级、九道河漂流、承恩寺、龙王峡漂流、白竹园寺风景区、张自忠将军纪念馆A级、唐梓山旅游度假区、薤山旅游度假区AAA级、野花谷风景区、水镜庄风景区AAA级、香水河风景区A级、汤池峡温泉AA级、中华紫薇园、唐城影视基地、汉城影视城、三国城、枣阳九连墩楚墓、白竹园寺风景区、青龙山生态旅游风景区、老河口百花山森林公园。

襄阳岘山

为赤松子洞府道场，传说伏羲死后葬在此处，身体化为岘山诸峰包括岘首山（下岘）、紫盖山（中岘）、万山（上岘），是一座正宗的历史文化名山。她背靠巍巍大荆山，环抱“铁打的襄阳”，遥控“纸糊的樊城”，峰岩直插滔滔汉水，雄据一方。大宋淳化年间，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奉命率兵与元蒙在此数度争战，收复失地后，作襄阳铭道：“壮哉岘，脊南北。翳墉壑，几陵谷。乾能央，剥斯复。千万年，屏吾国。”摩崖石刻犹存。

据说伏羲死后葬在襄阳境内。因华胥于雷泽履大人迹而生伏羲，故伏羲死后身体化为形状似大人足迹的群山横亘襄阳南（岘首，中岘诸山），而掌控宇宙秩序的“规矩”则化为西边的群山（上岘诸山）。因为山小而险，故称之为岘山。

史引东汉皇甫谧所著《帝王世纪》云：“伏羲葬南郡，在襄阳”。（唐朝）司马贞《史记·三皇本纪》云：“按皇甫谧，伏牺葬南郡”。（南宋）罗泌撰《路史》云：“伏羲……世纪云葬南郡在襄阳”。（清代）马骕撰《绎史》云：“帝王世纪庖牺氏在位一百一十年崩葬南郡”。（清代）夏力恕《湖广通志》载：伏羲葬南郡少昊葬长沙舜葬零陵。乾隆版《钦定四库全书》、《通鉴外纪》、《世说新语》、《元和郡县志》中亦有详细记载。

岘山，到处是名胜，遍身皆古迹。刘备马跃檀溪处，凤林关射杀孙坚处，羊祜的堕泪碑与杜预的沉潭碑，刘表墓与杜甫墓，张公祠和高阳池，王粲井，蛮王洞等蜿蜓数公里。登临岘山顶往南看去，楚皇城、张自忠上将抗日殉国处以及古代文学家――宋玉故里历历在目。朝东方向，夹鱼梁州与山水田园派诗的开创者――孟浩然的隐居地鹿门山隔汉水相望。向北远眺，襄阳米颠纪念馆，古邓国和关羽水淹七军遗迹尽收眼底。注目西去，孔明躬耕地――古隆中烟雨朦胧。岘山脚下的襄阳城和夫人城，是宋元大战之地。

唐代大诗人孟浩然有诗：《与诸子登岘山》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巾。历史上流传下来关于岘山的诗多不胜数。而实际上，这位来自襄阳鹿门山的孟浩然可以说是古往今来以诗描写岘山最多的诗人。上面诗中所提到的岘山位于襄阳城西南1公里处（今湖北襄阳市襄城区以南），东临汉江，与一水相隔的鹿门山形成东西对峙，严如扼守在江汉平原北部的两扇大门。

名山名水出名人，当然也出名石。在岘山腰岩上有一块苍劲的“岘石”就是极品古石。凤凰山出的襄阳石，宋代的“云林石谱”己有记载。经考证，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的编钟，是岘山的石片磨成的。在湖北省博物馆陈列的编钟复品，以及演奏发出的美妙楚音，也是岘山之磬声。三千里汉水，流到这儿被岘山迎头一挡，拐出了一个大大的急转弯。岘山美石不断被冲进汉水，在鱼梁州形成了汉水第一大卵石滩，无数的水墨石、火爆石、梨皮石、血石和腊石，像一粒粒珍珠，散落在纯洁的白沙中，醉倒了一串串的石痴，吸引了一队队的石友。仰望幽幽岘山，伴陪沧沧汉水，醉赏浑浑美石，不亦快哉！不亦乐呼？进了此情此境，石道中的朋友们，你还坐得住吗？

千年万山称上岘，万山历来有上岘之称，自然名山 、神话名山、人文名山、文化名山、英烈名山。 “神女弄珠”和“汉江女神”的发源地，有建安七子王粲故居，杜预沉碑处，孟浩然垂钓处，刘关张三义石等众多的古迹和遗址；宗教之山，古时山顶有幽兰寺，今后称保堤寺，以及僧人取水所用的苦井；军事之山，楚庄王问鼎中原及宋元万山之战就发生在这儿。

中岘紫盖伏羲迹，紫盖山古称中岘，俗称琵琶山.解放战争时期的襄樊战役，在这儿进行过激烈的战斗.《帝王世纪》、《绎史》、《路史》云：“伏羲葬南郡，在襄阳。”据说伏羲陨落之后葬在南郡襄阳岘山的紫盖山中。世人为了纪念这位远古的伟大帝王在襄阳的紫盖山上修建了石头建的伏羲庙。直到南北朝时香火一直十分兴盛。

栖霞啸月屹岘石，岘山北部半腰有一蘑菇状巨石，上刻"岘石"二大字.为市区第三高山，海拨363米.山小而险.唐代杜审言孟浩然李白王维等均留下足迹，有岘石寺羊叔子亭岘石寺岘石洞石刻栖霞洞啸月亭等众多名胜古迹.

岘首羊杜美名传。史书称襄阳有三岘，此山为之首，故又名岘首山。黄祖军士高射杀孙坚于此山。（《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载：初平三年，术使坚征荆州，击刘表。表遣黄祖逆于樊、邓之间。坚击破之，追渡汉水，遂围襄阳，单马行岘山，为祖军士所射杀。 [2]  ）旧有岘首亭岘山亭。晋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驻襄阳。死后，其部属在岘山祜生前游息之地建碑立庙，每年祭祀。见碑者莫不流泪。杜预因称此碑为堕泪碑。

马跃檀溪柳子关，《三国志》里的注引用相关史料记载，刘备到荆州，刘表待之甚厚。表欲废长立幼，备劝止之。刘表后妻蔡夫人忌恨备，命弟蔡瑁在襄阳设宴，欲藉机杀备。至期，伊籍暗告备，备急飞身上“的卢”马奔出襄阳城。至城西檀溪，人马俱陷入水中，备急呼“的卢”，马忽从水中涌身而起，一跃三丈，飞上西岸。蔡瑁引军追至溪边，备急勒马往西南而去，乃至南漳访司马徽，得闻伏龙，凤雏之名。而这段故事檀溪的发源地，就在扁山与尖山之间的一块平地处.白昀与陈家驹先生多次考察檀溪之源，找到了檀溪泉水"活水窝子"及宋家包库.扁山是襄阳市区最高山峰，海拨459米，尖山是市区第二高山，海拨371米.扁山旧称柳子山，过去在扁山与万山之间还设有柳子关.

真武黄龙山上观在传统习惯中，朝均州武当山者，先要来到襄阳真武山，给真武大帝上表章，算在真武大帝处报了到。有钱财和精力者当继续去武当山天柱峰朝金顶，钱财精力不足或患病者可就此回转，也算实现了朝拜真武大帝的心愿。最南部的黄龙观山上以前有道观占地数亩。

刘表采药百丈南。旧传百丈山有麝香兽，刘表派人采药，遇洞得麝香数斗，如石莲，馨香芳馥,非人间所有.此山曾发生过宋元之战.

虎头山上显英雄，虎头山是市区第四高山，海拨354米，山上有刘备洗笔池，山下有晋太医王叔和洗药.是群众最喜爱登的山峰之一，其中的英雄坡（俗称二球坡）是市区山中最陡的一条路，引起了登山爱好者征服的欲望.

望楚延庆寺相连。望楚山就是群众俗称的华山，旧有为宋孝武帝宅，相传为帝所生，帝为武陵王时爱其峰秀，改名望楚山.孟浩然曾两处在诗中提到此山，并写<<登望楚山最高顶>>.山南有楚岩二大字.望楚山上过去有延庆寺，并且附近有卧佛寺白马寺谷隐寺甘泉寺岘石寺龙泉寺等相连，是一个佛家文化集中的地区.

习池源头白马泉，白马泉在白马山下。汉习郁引泉水凿池水养鱼，成为中国最早的私家园林习家池。旁有杜甫宅、王粲井。明知府万振孙《水利议》云：凤凰山官泉，先年泉水通渠，南流至白马铺二十里，灌溉军民田地百余倾。白马山和白马泉风景优美，自古以来就是游玩宴饮之地。

浩然故里涧南园。孟浩然的故里就在观音阁附近，还叫孟家园.在诗中，孟浩然称自己的家园为涧南园，也是因为在白马泉之南.并且孟浩然22次提到岘首山，10次提到习家池，可见他的老家就在岘山附近.并且在诗中提到北涧和南涧，所谓北涧，就是指南渠（襄水），南涧，就是白马泉.综合这几个因素，只有观音阁附近具有这些特征.

蛮王洞内风光险，蛮王洞又叫王莽洞，因传说王莽追刘秀的民间故事而得名.洞位于岘山主峰南侧，为石灰岩溶洞.内有石刻像三组六尊，宋代题刻三块，其中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的一块，记载了郡太守游襄阳城南诸峰一事，为我市年代较早的石刻之一，具有较高的历史意义和考古价值.

摩旗山中化石叠     顺安上有大量的古生物化石，从化石的门类上看，有三叶虫、珊瑚虫、菊螺、贝壳，还有一些头足类、腕足类生物化石。其中最多是三叶虫和珊瑚虫化石。这些化石对于我们研究襄阳的地质和地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也可以开发成登山和旅游的景点供游人参考、探究。

扁山脚下菊花潭。在扁山与双背梁子脚下的陈家冲，是钱营村三组和四组.这儿有龙泉井和龙泉寺遗址,有菊花潭，群山环绕，风景优美，孟浩然当年在这儿写下过<<疾愈过龙泉寺精舍呈易业二公>>,<<寻菊花潭主人不遇>>,<<过故人庄>>,<<戏题>>等传世名篇.市岘山森林公园建设指挥部市规划局规划院在白昀和陈家驹先生的建议下，已初步将陈家冲规划为菊花潭风景区，成为市民健身休闲访古的新去处。

赤松神陂仙人飞    传说赤松子居住在襄阳大朱山的石室中，能够在烈火中行走，随风雨自由上下。有一日游历到蔡阳在湖畔小憩，梦到了赤龙卸下角伏身而来，之后不久炎帝少女就慕名来到襄阳，居住在小朱山岩洞中，追随赤松子修仙。赤松子常在大朱山悟道石上传道与炎帝少女，并在小朱山炼丹化玉。最终两人在朱山赤松神陂升仙得道而去。大朱山和小朱山还有两位仙人当年修仙遗迹。赤松子为雨师，所以襄人为了求雨，在大朱山和小朱山相连的赤松神陂上建了雨师殿祭拜赤松子和赤灵仙子来求雨。

始祖谷中诗像刻     岘山伏羲摩崖石刻雕像，高约70.5米、长约230米，孟浩然石刻雕像，高50米、长约90米。山中碑文诗刻多达上百处。

岘山处处是名胜，遍身皆古迹，可谓一石一古迹，一木一景观。据初步了解，从汉唐至清末，著名的名胜古迹不胜枚举。有二关：凤林关、柳子关。九洞：蛮王洞、刘秀洞、扁山老虎洞、豹子洞、谢庄洞、大米洞，还有过流霞洞、广阳洞、过风洞。一溪一湖一渠一渚：檀溪、鸭湖、南渠（襄水）、解佩渚。二泉：龙泉、白马泉。三潭：菊花潭、岘山潭、万山潭。四池：习家池、凤凰池、濯笔池、洗药池。一馆：桃林馆。一殿：雨师殿三书院：凤山书院、冽泉书院、学业堂。二台：汉皋台、汉阴台。三学院：洌泉书院、凤山书院、学业堂。七亭：岘首亭、岘山亭、汉广亭、濯汉亭、渔乐亭、翊襄亭、仰止亭。九个名人故宅：习氏故宅、庞德公故宅、王仲宣故宅、杜甫故里、张柬之故园、皮日休故宅、徐庶故里、张子容故里、涧南园—孟浩然故居。三庙：羊候庙、汉主庙、伏羲庙。二观：真武观、黄龙观。三祠：羊杜祠、唐宰相张公祠、忠节祠。十多座名寺：谷隐寺、卧佛寺、岘石寺、檀溪寺、凤林寺、景空寺、甘泉寺、龙泉寺、延庆寺、黄龙寺、保堤寺、愆恩寺、白马寺、铁佛寺、龙兴寺、清凉寺、朝阳寺、万寿寺、尼姑庵。磨崖碑刻甚多：李曾伯襄樊铭、南宋赵淳扫墓记事铭、堕泪碑、杜预记功碑、来将军去思碑等，岘石、苍岩、栖霞、啸月、楚岩等字摩刻仍清晰可见。二十三名人墓：昭王墓、汉襄阳侯侍中习郁墓、晋太医王叔和墓、唐处士孟浩然墓、宋通判徽州赠少保王纲墓、元湖广行中书省左丞阿里罕墓、元翰林学士畅师文墓、礼部尚书任亨泰墓、都督同知王信墓、襄阳知府何源墓、山东副使宗理墓、礼部尚书艾福墓、刑部侍郎孔文英墓、广州府同知邵济墓、大理寺丞郑杰墓、封御史刘大经墓、子大理寺丞存义墓、御史曹璘墓、御史康庆墓、盩厔知县郑达墓、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郑继之墓、国军二十七师师长冯安邦墓、（伏羲冢）。

襄阳护城河平均宽180多米最宽处250米是中国最宽的人工护城河被称为“华夏第一城池”。整个护城河河面宽阔如湖泊碧波荡漾好似绿色的巨龙环护着古城使得襄阳城易守难攻固若金汤。襄阳护城河是国内、乃至世界上最宽的护城河。襄阳护城河之所以这么宽原因之一源于襄阳悠久历史。襄阳学者严爱华在《襄樊风情·历史》一书中曾撰文指出历史上的襄阳是古代几条重要水陆交通线的枢纽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至春秋战国时期襄阳声名渐隆地位日重成为一座重镇。

“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的宏观城池关系，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就已出现，它是英姿勃发的楚国的战略防御架构。北津戍之后，汉水成为襄阳城的一道天堑。除此之外，襄阳城人工开挖的城濠又是什么情况呢？“华夏第一城池”又有哪些历史变迁？

缘起

何谓城池？在《周礼·考工记》中，城指城墙，池指护城河。护城河也称城濠或濠沟。最初人们挖壕沟的时候，目的就是要让敌人掉进去摔死，所以在壕沟底部设置有竹枪等战具。水壕作为另一种防守设施出现，是基于“隔离敌人”的理念而产生出来的，同时，也可以利用壕沟里的水进行补给、运输、消防等。

城池是城墙和护城河的通称。古人筑城和挖濠同时进行，濠挖得深，城筑得高，一正一负，构成双重的防御体系，体现了古人在城池防御建设中的聪明智慧。

号称“天下第一城池”的襄阳护城河长5060米，最宽处达250米，平均宽度180米，面积91万平方米，是一个依托城市附近水系构建的自流系统。它北临汉水，在东、南、西三面人工开掘河道，从城外的西南角引襄水进入，在不同时期分别通过西南角、东北角的涵闸与汉水贯通，完全分隔了城市与城外的陆地，在战争时期成为一条缓冲带，极大地保障了城市安全。凌空俯视，河水仿佛一条玉带，环绕在襄阳城的周围，把城市烘托得犹如一座美丽的水上城堡。

一组宋朝的数据

“来早，虏人登高，望见忽有濠一道，莫不惊愕。”这是《襄阳守城录》中对襄阳护城河镇住入侵者的生动描写。

南宋一朝，襄阳城是南北政权反复争夺的军事要地，城墙屡经战火，城濠也不能幸免，更无法统计有多少位将士惨死在看似柔弱的河水里。当时护城河的位置在哪里呢？上个世纪90年代，襄樊市考古队在今阳春门公园内曾清理了几座宋代墓葬，表明宋代东护城河的外缘只到现东环城路位置。同时，在东门城墙内侧区域仅发现明代以后的堆积，且明代堆积下全为淤泥，证实其下在明代以前为襄阳城的东护城河。

护城河上的水利工程

早在南宋时期，古人对于如何平抑城濠水的丰歉已有巧妙的构思。同治《襄阳县志》记载：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知府郭杲修护城堤以捍江，筑救生堤以卫城，又于九宫山麓(即真武山，作者注)今仙关门内外设二闸以备蓄洩，导九衝冲十八洼汇集檀溪湖之水，一由仙关门外桥下入濠，一由仙关门内桥下入汉”。200O年修环城南路时出土了一块《重浚襄渠记》石碑，“宋郭杲设二闸，水涸时导之入濠以卫城，水涨时导之入汉以杜冲溢”，也记述了郭杲在城濠中设闸的创举。

郭杲的做法被后来人沿袭下来，清同治四年（1865年），襄阳知府方大湜在护城河里增加了水利工程。他在“城西南和南渠处各留一剅口，设节制闸，城濠水深浅时，将南渠水引入，又在城东北城濠留一剅口设闸口，挖有渠通至长门外，亦设闸口。当城濠水多溢出时，起闸放入汉水”，来调节城濠水位，保证城市的安全。现东门外的闸口即诞生于此。

拓掘与疏浚

历史上襄阳护城河并非一直是现在这么宽，而是在不同时期不断拓掘与疏浚的结果。

同治《襄阳县志》记载，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一场冒城大水过后，知府陈天麟疏浚了城濠。这是关于地方官员明确修理城濠的最早记载。

乾隆《襄阳府志》记载，元末明初，邓愈重修襄阳城，“凿濠，城北以汉为濠，计400丈。东、南、西凿濠，共2112丈3尺，阔29丈，深2丈5尺。”可以推测在元朝中后期，护城河或者规模很小，或者已经废弃，这与史书中元朝在内陆不修城的记载相吻合。

明朝末年，杨嗣昌镇襄阳。杨是朝廷要员，崇祯帝委他以重任，是希望他能剿灭农民起义军，延缓大明气数。不幸的是，他最倚重的襄阳城却被张献忠轻易攻取，接着，襄王朱翊铭被杀,朝野震惊。惊惧和压力之下，杨嗣昌自杀。在他坐镇襄阳时，正是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之时，战争防御的需要，他“宿辎重襄阳，浚濠筑城甚固”；“仞深沟方洫而三环之”，督促拓掘的护城河又深又宽。本市考古队从南门护城河外的勘探和试掘情况得知，明代以后护城河内侧即现有河岸，而外侧则要继续向外延揽150余米，可见当时护城河的实际宽度将近300米，比现在还要宽。

咸丰八年（1858年），知府启芳疏浚了城濠。大概是清朝中后期地方财政不充裕，这次疏浚采用的是“谕城绅劝捐，由西门到长门分段认工”的办法，同时檄知县梁照“丈量濠面立石柱24处，以清岸界”。

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知府方大湜将前任留下的石柱界限逐段量明丈数显示:护城河由西门到长门共长八百五十丈（约2850米）,留下一份宝贵的档案资料。

同治八年（1869年），城西南的城濠渐渐淤平，知府恩联便商量提督郭松林，令士兵开工浚河，范围是从西门至到南门间，共长五百丈，深一丈，广十丈。

新中国成立后，护城河失去了城防功能，被划归原襄樊市国营渔场管理，其主要功能是养鱼，以丰富居民的餐桌。1976年，政府对护城河襄阳公园至东门桥段长约300米的护城河进行下挖和疏浚，以提高护城河的产鱼量。这段河面平均下挖了1.5米，挖起来的淤泥在襄阳公园堆建成受人欢迎的猴山。

1991年，为迎接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会议在襄樊召开和诸葛亮文化节的举办，襄樊市再次大规模疏浚护城河，水面最宽的地方已达到250米，水深也有3米多。

襄阳的鱼梁洲素有“汉江明珠”之美誉三面环水、区位得天独厚水质优良四周的静态水面达30多平方公里是汉江中的第一大岛。

襄阳唐城影视基地由襄阳智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投资70亿元是专门为著名导演陈凯歌将执导的电影《大唐鬼宴》而建。

襄阳菜是楚菜系的北味菜以襄阳和郧阳(今十堰)地区的风味为基础吸收鄂豫陕渝四省的风味。特点是以猪、牛、羊肉为主要原料加以该地区特产山珍和野味制作方法以红扒、热烧、生炸、回锅、凉拌居多。巴蜀荆楚地区的人们生性嗜辣几乎所有的菜都要用辣椒与麻辣的川菜、猛辣的湘菜不同楚菜讲究的是鲜辣。襄阳菜既有着楚菜鲜辣的特点又保持着自己的风味烹制手法以蒸、煨、炸为主尤喜菜上淋油。襄阳名菜有三镶盘、夹沙肉、襄阳缠蹄、红烧蹄膀、糖醋白菜、清蒸槎头鳊、泡菜牛肚丝、酱猪大骨、酱爆肉、宜城盘鳝、宜城大虾等。襄阳的小吃品种如油茶、清汤、米窝、油馍筋、牛油面、红油豆腐面、襄阳酸辣面、酸浆面、炸酱面、胡辣汤、麻汁面、包面、炒糊波、襄阳薄刀、襄阳黄酒、金刚酥、玉带糕等。

主要出现在早点摊位以及小饭馆。由于面条已经提前煮至8~9成熟上桌速度很快顾客无需等待再加上其口味特点一辣二麻三鲜经常配襄阳黄酒当地一种乳白色的低发酵米酒同食。（去过襄阳一次，吃牛腿，把我吓住了，太野太豪了，几乎整推烤熟，不做细加工。鬣狗式不讲究吃相）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诸子登岘山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与诸子登岘山》是唐代诗人孟浩然创作的山水诗。此诗因作者求仕不遇心情苦闷而作，诗人登临岘山，凭吊羊公碑，怀古伤今，抒发感慨，想到自己空有抱负，不觉分外悲伤，泪湿衣襟。全诗借古抒怀，融写景、抒情和说理于一炉，感情真挚深沉，平淡中见深远。

陈子昂 〔唐代〕

秣马临荒甸，登高览旧都。犹悲堕泪碣，尚想卧龙图。

城邑遥分楚，山川半入吴。丘陵徒自出，贤圣几凋枯！

野树苍烟断，津楼晚气孤。谁知万里客，怀古正踌蹰。

作者：李白

访古登岘首，凭高眺襄中。天清远峰出，水落寒沙空。

弄珠见游女，醉酒怀山公。感叹发秋兴，长松鸣夜风。

作者郑梅岭，清人。生平事迹未详。

嶙峋不肯小②，孤孑自能奇③。介性堪今古，　烟霞紧护持。

心寂自能虚，狰狞空有状。风云任往来，隐卧青苔上。

花垂涧下风，苔铺崖前路。危穴掩青霞，人来飞满树。

月散千林影，寒邀众壑潺。一声长啸处，落叶满空山。

一钵图澄水④，三间咸泽庐。鸟啼人不见，　返照映帘虚。

石路劈松根， 崎危似凿。白去欲送人，阵阵来空壑。

岩下泉似镜，侵人六月寒。呼童烹野茗，一盏涤冰肝⑤。

持钵独频来，一泓烟雨翠⑥。石鳌不畏人，竞聚餐得饵。

山光匝四周，雨过青犹湿。鹤子恋溪声，跚跚桥上立。

策杖看云归，倚崖复小憩⑦。空蒙不踉晴，冷翠沾衣袂⑧。

汉晋以来，岘山的地理概念在不断发展。最初，岘山仅只一座山头，望城池，扼驿道，临汉津，当关而立，小而险峻；唐代，“三岘”概念的提出，使岘山一山二名——原名岘山、美名岘首同时称颂，中岘紫盖、上岘万山与之并立；建国以来，襄阳历届政府在恢复岘山文化遗存、开发岘山地理资源中，将襄阳城南、城西南诸多山峰进行整体规划，统称岘山风景区，岘山遂成为群山的总称。

她横亘于襄阳城南，起于城西十里的万山，终于城南二十余里的百丈山，其中峰岭相叠，蜿蜒盘曲。虎头山、望楚山、扁山涌浪若奔，高大巍峨；凤凰山、岘首山临水顾盼，秀逸挺拔，近在咫尺的汉水襟带左右，汉江似练，翠峰如簇，共同构成襄阳“名山、名水、名城”的精致格局。

岘山的文化源流，当发轫于西晋，自羊祜始。羊祜（221－278），字叔子，来自于声名显赫的世家大族泰山羊氏，谥成，封侍中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世称羊叔子、羊钜平（曾封钜平子、侯）、羊成侯、羊公等。以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不论是在襄阳历史上还是中国历史上，羊祜都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他在西晋的由三国乱世而统一的进程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羊祜一生最大的功绩，在于他对西晋平吴的积极而卓有成效的筹划上，他两上平吴疏，晋武帝司马炎在他临终之际派大臣向他询问平吴之策，可以说是西晋大一统事业的坚定倡导者和执行者。羊祜与襄阳、与岘山的的结缘，是在他出镇荆州之时。荆州是平吴的关键之地，他考察晋吴之间的攻守形势，将驻跸之地选在了兵家必争之地的襄阳，与东吴展开了长达六年的对峙。在这期间，羊祜在岘山上留下了这样一段佳话：

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

羊祜处身名士风流的魏晋之间，与当时名士山涛过从甚密，行为虽严格遵守儒家规范，精神却并不为桎梏，以一镇之重却并未舍弃山水之乐。岘山虽小，但地理位置独特，登此可以远眺故楚，纵览汉水，发思古之幽情，兴人事之感怀。从此，人因地名，地以人传，羊祜的名字就与岘山紧密联系在一起。综观中华大地，此类佳话多矣，如严子陵之钓台、谢将军（尚）之牛渚，都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的故事让其地为人所知。但是，后二者只是偶然结缘，不似羊祜与岘山关系之深之厚，钓台、牛渚亦不如岘山大名之显之彰。近两千年来，人们往往从羊祜之登岘山窥见他放逸旷达的魅力，但在历史烟尘的背后，襄阳、岘山得益于羊祜的德行修养、个人魅力和不世功勋多矣。

羊祜的私德已经是无可挑剔。他是个孝子，守父母丧逾于常礼；重情守义，岳父夏侯霸出于形势所迫投降了西晋的敌国蜀汉，一时之间人们对夏侯家都唯恐避之而不及，但是羊祜却反其道而行之，比以前更礼数有加；生活简朴，“立身清俭，被服率素，禄俸所资，皆以赡给九族，赏赐军士，家无余财”，他的女婿劝他置办一点田产房屋，也被他拒绝了，甚至连他所使用过的“南城侯”官印，也嘱咐不要随葬。

私德之外，羊祜更令人敬佩的是“公德”——在任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守襄阳期间表现出的宽仁。他一来到襄阳，就为襄阳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他巧用计策解除了吴国在离襄阳七百里的石城的武装，使襄阳的防御压力大大减轻，于是就让撤下来的兵士垦荒屯田，结果，不但军备由“无百日之粮”一变而为够用十年，也减轻了襄阳及周边地区的农民负担。此外，还兴办学校，襄阳百姓对他的爱戴可想而知。令人惊奇的是，他还赢得了敌国上至将领下至百姓的尊敬。羊祜对吴国虽志在必得，但并不擅攻冒进，反而是与吴人“开布大信”、“增修德信”，大搞和平演变，结果不但敌国军民尊称他为“羊公”，连吴国将领陆抗也与他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

羊祜去世的时候，痛失大将，晋武帝司马炎失声痛哭，由于天气寒冷，眼泪在胡须鬓发上结成了冰凌。更为感人的是襄阳百姓的反应，《晋书·羊祜传》记载：南州（即襄阳）人征市日闻祜丧，莫不号恸，罢市，巷哭者声相接。吴守边将士亦为之泣。襄阳百姓于岘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飨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

堕泪碑立在岘山之巅，羊祜终于没有如他所忧虑的“湮灭无闻”，而与他最喜爱的岘山、与宇宙永垂不朽，历经千年，羊祜、岘山、堕泪碑已经密不可分，成为文学史上一个耳熟能详的文学典故流传在诗歌、文献、史册之中，更作为一个代表着德行、功绩的丰碑矗立在人们心中。诚如美国著名汉学家斯蒂芬·欧文所言：“羊祜的名字已与岘山密不可分,以至岘山本身已成为一座铭刻着羊祜之名的巨大碑石。”民间甚至主动为羊祜行避讳礼仪，“屋室皆以门为称，改户曹为辞曹焉”。

岘山初名当世，便与一个伟大的灵魂相交接，被厚重的儒家思想所濡染，这是文化名山人文厚积的开始，华彩浓重，余响悠悠。岘山何幸！与斯人共不朽。

羊祜之后，来到岘山的名人辈出，名士之放达、佛家之慈悲、道家之空灵、史学之厚重、诗文之秀隽……多种思想的碰撞和堆积，成就了文化岘山的厚重与多彩。

岘山中有数量巨大的碑刻，山中的名胜古迹如习家池、羊祜庙、堕泪碑、岘山亭及各寺庙等的建立和修缮均有碑记。据魏平柱先生考证，文献中有记载的有征南将军胡罴碑，征西将军周访碑，靳公遗爱颂碑，独孤册遗爱颂碑，裴观德政碑，韩思复德政碑，徐商德政碑等。这些碑文，都是研究襄阳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许多碑文的作者还是大手笔，如《羊公碑》的碑文就是李兴所撰；《靳公遗爱颂碑》的作者则是张九龄所写；韩思复碑文则为孟浩然、卢撰所作；《刘言史碑记》作者为皮日休。碑文的书写艺术也相当高超，裴观德政碑为当时书法家湛然所书；独孤册遗爱颂碑为萧诚所书；卢撰碑则为史惟则书。南宋曾巩知襄州时曾见丁道护书兴国寺碑，称“其字犹可喜”。丁道护为隋代人，著名大书法家，前提到的《启法兴国寺碑》，传世有剪裱拓本，为传世仅存唯一拓本孤本，已流日本，在书法史上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但所有碑刻中，“堕泪碑”无疑最为著名。

堕泪碑是一座“德政碑”。“德政”，是儒家对官吏为政的核心要求，就是“为政以德”，这样才能“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真正受到百姓的爱戴，就像北斗星被满天星拱卫一样。而如何才算做到了德政呢？用心做事、做官，讲诚信，减少政府开支，爱惜人民，不折腾，就是做到了“德政”；而其结果，就是“近者说（悦），远者来”，治下的百姓，都平安喜乐，而境外的百姓，也“归之如流水”。从羊祜的事迹来看，无疑完美地践行了这一儒家道德规范。所以，在他公元278年卒于京师后，深受其恩泽的襄阳，就为他立了一座德政碑。在羊祜之前，已经有为官员树碑立传、歌功颂德的做法，如东汉延熹二年（159年）沂州所立的田君碑、东汉中平三年（186年）襄阳宜城所立的秦颉碑等，均早于堕泪碑。但与其他德政碑大多湮灭于时间的长河，堕泪碑历近两千年，却屡废屡立。考诸信史，襄阳历史上所建立的堕泪碑当有八块。

首立的堕泪碑是百姓自发所立，羊祜的继任者，也是他竭力举以自代的大将军杜预所命名。就是《晋书·羊祜传》中所记述的：“襄阳百姓于岘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飨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晋永兴年间(304～306)，大将刘弘出任荆州刺史,刘弘早年曾为羊祜参军，对羊祜久怀钦慕,其莅任荆襄之后,恭谒羊公祠下,并命幕僚李兴重撰了一通羊祜碑记,刻之祠前。此即晋文名篇《晋故使持节侍中太傅钜平成侯羊公碑》，后世屡屡以此文重镌堕泪碑。我们也可以看出，杜预所称的“堕泪碑”，并不是刘弘所立、李兴所撰的石碑，刘氏所立，乃是第二块石碑了。但是，“望其碑者莫不流涕”的现象并没有改变，第二次所立的石碑依旧沿袭了“堕泪碑”的称号，并一直沿用至今。

需要厘正的是，在以后的典籍转抄和转录中，往往记碑文为“李兴初撰”，意为李兴初次撰写碑文，但由于误读和理解歧义，出现了“李与”、“李与初”、“李兴初”撰写碑文的讹误。

被毁弃的堕泪碑很快在梁大同年间得以重建。据《宝刻丛编》辑录《金石录》、《集古后录》的内容记载，这次重立的堕泪碑，时间为梁大同十年（544年），“雍州刺史以故碑阙落命别驾从事史刘伯推模立”。襄阳当时以战乱迁入大量雍州士民，所以乔置雍州。碑高一丈一尺，碑首雕刻大龟，形制高大。碑正面文字则为刘之遴撰，刘灵书写，碑阴仍采用李兴所撰的碑文。这块碑一直到开元年间仍然矗立与岘山，但碑盖却已经失去。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李白过襄阳留诗《襄阳歌》就有“君不见，晋朝羊公一片石，龟头剥落生莓苔”之句。

《舆地碑纪目》又载：“羊公及改堕泪碑。大中九年，李景逊重立，碑在岘山。”李景逊，《唐诗纪事》载：“景遜字后已。贈太尉。憕孫也。大中中進御史大夫。”

宋代景佑（1034－1038）年间，堕泪碑再次重立。《舆地纪胜》载：“燕肃，景佑中知襄州，重镌堕泪碑。”《通志》载：“景佑中晏肃立。”是燕肃还是晏肃？清末著名书法家、金石鉴赏家吴庆焘有如下考证：“燕肃，《宋史》有传，字穆之。本传无知襄州事。然象之宋人必有所本……此作晏者，疑音近而伪。”并将之与前述“李兴”与“李与”的讹误类比。

元代堕泪碑不知毁于何时，或许是出于深刻的民族矛盾，元代在襄阳的文化遗迹几乎荡涤一空。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堕泪碑再一次重立。此碑为吴庆焘在《襄阳四略》中所记录，并称“今之存者则宏（弘）治十四年重立者”，说明，至少在吴庆焘生活的清末民初，堕泪碑依然存留。但令人扼腕的是，时至今日，所有的堕泪古碑均已湮灭无寻。

1983年时襄樊市文物管理处重立新碑一方,碑正中有我市书法家王树人所书“堕泪碑”三个大字。王树人书法脱胎于碑体，古意盎然。此碑的重立，昭示了襄阳人对羊祜的千年追思至今不辍。但比之古碑，此碑直书“堕泪碑”三字，而不以羊祜生平、德政为要，到底拟于不伦，且碑的形制、用工、材料等均过于简陋，难免续貂之嫌。

至此，岘山堕泪碑有明确记载的就有八通之多，这客观上反映了羊祜在历史上的影响。更有意思的是，岘山和堕泪碑的大名还远播海外。

韩国襄阳郡也有一座岘山，韩国人仿制的坠泪碑

位于朝鲜半岛的韩国江原道现辖一郡名襄阳郡，与中国襄阳同名。据传，这里也有岘山、汉水（南大川）、鹿门（林泉）、习家池等地名。共城名、共山名、共水名，中韩两襄阳间必有其神秘的联系。关于这一点，国内学者杨万娟、叶植先后以《韩国文化与中国楚文化联系蠡探》、《中韩两襄阳同名同俗新解》为题作了详尽地诠释和争鸣。值得注意的是，此地也有岘山，而且在朝鲜三国时代被称为翼岘县（又名伊文县）。《说文解字》云：“翼,翅也。”岘山像张开的鸟翼，护卫着城池。中韩两襄阳的形胜竟是如出一辙，不仅神似，而且形似。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襄阳郡有座岘山公园，让我们襄阳人在这里感到格外亲切的是，园内有始立于元朝至元二十五年与我市襄阳城南岘山上纪念西晋羊祜相同的大字石碑——堕泪碑。后堕泪碑在韩国历史上的意义也有所扩展，在明代，韩国又出现了另一座“堕泪碑”，碑三大字下有“营下水卒为统制使李公舜臣立短碣，名曰堕泪，盖取襄阳人思羊祜而望其碑则泪立堕者也。万历三十一年秋立”字样。很明确地表明了此碑与羊祜的顺承关系。李舜臣，李氏朝鲜时期名将，谥号忠武，死后追封领议政，是朝鲜半岛抗倭民族英雄。1598年，他和中国明朝水师杨绍勋总兵共同指挥联合舰队迎击日本海军。此役以日军失败而告终，但李舜臣遭袭身亡。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其属下在襄阳郡仿襄阳百姓祭祀羊祜例建堕泪碑。堕泪碑在当时的高丽已迁延为遗爱的表现形式，是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子文化现象。

此外，韩国襄阳郡每年6月在襄阳邑内举办岘山文化祭。此节起源于高丽穆宗10年（公元1007年），以现在的襄阳邑城内里为中心，建造扬州城并举办以慰劳护国英灵、祈祷国泰民安和丰收的圣火祭。朝鲜时代在岘山部因为要祈祷岘山这一地名，故在襄阳郡举办。为办好岘山文化节，襄阳郡专门成立岘山文化祭委员会，由岘山文化祭执行委员会和襄阳郡体育会共同承办。据说，目前韩国出版了《岘山文化》，并欲承端午祭例，申报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

与堕泪碑同时兴建并流传后世的纪念性建筑还有岘山（首）亭、羊祜庙等，对羊祜的纪念活动，尤以北宋为盛。庆历七年（1047）,知襄阳州事王洙奏请主持重修羊祜祠,得旨允准,遂兴工重修羊祜庙,洙并题诗志盛,并邀请范仲淹、知河阳事李淑等十数官员名流唱和。范仲淹诗作以“休哉羊叔子，辅晋功勋大”起句，备言羊祜功德，上述诸人之诗均刻于石幢,立于羊祜祠中。至宋熙宁间,襄阳太守史中辉又重修岘山亭，并邀请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为撰《岘山亭记》，记文畅古思今、文采飞扬，与《醉翁亭记》堪称“双璧”。

羊祜的到来，是岘山也是襄阳走进全国视野的开始，作为历代官员之典范，他所留下的不仅是一座堕泪之碑，更是一座人格的丰碑。有鉴于羊祜其人在历史上的崇高地位，我们应对堕泪碑、羊祜庙、岘山亭等予以保护和重建，这是岘山胜迹的延续，也是岘山文化的根苗。

古有“江河淮汉”之说汉水流域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襄阳踞汉水中游东西交汇、南北贯通“汉晋以来代为重镇”是汉水流域最重要的城市。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襄阳成为历史上的区域性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成为汉水文化中具有重要影响和代表性的区域。主要体现在商业文明历史悠久。汉水是中国古代内河最便捷、最畅达、最繁忙的“黄金水道”。襄阳素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是汉水流域最重要的水陆码头商业文明延绵2000多年。汉代襄阳“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陇坻下接江湖导财运货懋迁有无”唐代襄阳“往来行舟夹岸停泊千帆所聚万商云集”明清时期的襄阳“商贾连樯列肆殷盛客至如林”建有20多个商业会馆、30多个码头商业辐射到黄河上下、长江南北。

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诗经》、《楚辞》均发源和交汇于汉水流域《诗经·汉广》描写的汉水女神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影响最深远的江河女神形象。一直演绎至今从未间断。历经千百年流传汉水女神形象成了千万汉水女儿美丽、善良、聪慧、高贵的象征寄托了汉水流域人民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对美的追求、善的推崇和情的向往。襄阳人宋玉和王逸是《楚辞》的主要作者宋玉推动了楚辞向楚赋的转变王逸编撰了《楚辞章句》。这里产生了大量吟诵襄阳山水之胜和美丽传说的古代诗歌出版清晰、有据可查的达2500多首。其中尤以唐诗为盛多达300余首。襄阳是中国文学史家公认的唐诗高地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张继、皮日休、白居易等唐代所有著名诗人都有吟诵襄阳或涉及襄阳题材的诗歌。《唐诗三百首》中就收有涉及襄阳的诗27首其中孟襄阳的诗15首。

拔河淵源於春秋戰國之際的楚國,唐代才正式定名為「拔河」,隋代以前叫「拖鉤」(施鉤)或「牽鉤」。它淵源於春秋晚期楚國的「鉤強」。

據《墨子》記載:「公輸子自魯南遊楚,焉始為舟戰之器,作為鉤強之備,退者鉤之,進者強之,量其鉤強之長,而製為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函敗越人。」（《南朝梁宗懍俌楚歲時記》）

據說戰國時期的楚國，有一次與越國在長江打仗，著名的木匠魯班，為楚國設計了一種叫「鉤強」的武器，使楚國人前進容易，後退比較難；越國人在下游，要前進比較難，後退較易，這種「鉤強」就使楚軍可以用來鉤住越國的船隻進行廝殺。

鉤強是公輸子（魯班）發明的舟戰器具和戰術，在敵舟逃跑時，用鉤具將其拖住，而當敵舟進攻時，又可以進行抵拒,不讓敵軍接近。之所以稱為「強」在於古代魯南將「抵」、「拒」這樣動作呼作「強」,這是當時方言習慣。直到今天,在魯南民間甚至淮北地區相當一大部分，人們還是將「抵」、「拒」動作依然是強。不過這個『強』字讀音上,讀的是第四聲。

「鉤強」末端有大繩，一旦鉤住敵船，士兵們合力往回拉，同時還配有長桿，抵禦敵船時則用力向外推。平時陸地訓練時，鉤的動作程式和「拔河」極為相似。

出於訓練士兵的需要，操練「鉤強」成為軍事訓練科目，在相互對拉中培養士兵團隊合作能力，而到了南北朝時，拔河已經流傳到民間，成為荊楚一帶很盛行的民間日常健身娛樂活動。從最初的水中牽拉角力，發展到在陸地上繩子對拉。

「牽鉤之戲」從軍事訓練科目變成民俗運動，更加安全的篾纜也取代了戰器，成為了比賽用具，其長短根據參加人數多少而定，有時長度「綿亘數里」，競賽時人們擊鼓助威，齊聲吶喊。成為當今「拔河」運動的前身。

牽鉤運動起源於古楚國，以襄陽地區最為興盛。《襄陽府志》是這樣記載「牽鉤」的：（南郡、襄陽）二郡又有牽鉤之戲，雲從講武所出，楚將伐吳，以為教戰，流遷不改，習以相傳。鉤初發動，皆有鼓節，群噪歌謠，振驚遠近，俗雲以此厭勝，用致豐穰。其事亦傳於他郡」。而唐代《封氏聞見記》中明確記載：「拔河，古謂之牽鉤。襄漢風俗，常以正旦望日（正月十五）為之」。

拔河最初作為一個襄陽地區民間遊戲，兩漢以前並未得到普遍發展，而到了唐代，逐漸形成潮流。根據《封氏聞見記》記載:「中宗時,曾以清明日御梨園毬場,命侍臣為拔河之戲」";「玄宗數御樓,設此戲」。

唐玄宗、張說、薛勝等人專門描寫拔河的詩賦作品至今傳世,其他史書中也有中宗與皇后觀看侍臣、宮女拔河的記載,玄宗時六軍宿衛皆由市人充任,日以角抵、拔河等戲為事,這些都讓人可以想見唐都長安的拔河盛況。

牽鉤之戲從襄陽推廣到全國，和唐中宗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歷史上，唐中宗在外流放十餘年,期間主要在均州和房州度過。古代房州和荊州同屬山南東道,隸屬襄陽。是「牽鉤」盛行的地區，中宗曾在襄陽地區觀看盛大的「牽鉤」場面，在武則天倒台，回到長安重新登上皇位之後，唐中宗讓侍臣、宮女在宮中作小規模的表演。從而讓「牽鉤」開始向北方普及。

根據記載，古代牽鉤動輒成百上千人參與活動，其場面宏大。「盡地作河,兩邊各有百人,或二百三百五百相對,以一條大繩,繩上復有子繩,繩頭著一木板,方三寸,長二尺五寸,兩頭繫繩,各摟人胸前,向前牽挽使過河,得度者為勝」。

另外,韓國古籍中稱拔河為「炬戰」、「葛戰」,索長亦達四五十丈。韓國漢江以南、日本沖繩，至今仍有數千人參與的大拔河,繩長一二百米、直徑一米多、重達數噸。根據研究發現，古代辰韓居民主要來自襄陽一帶的羅國、盧國的楚國後裔，從而讓韓國文化中受到了楚文化影響,從地名（漢江、峴山、墮淚碑、鹿門寺等等）到牽鉤運動，一律照搬。

襄阳古城文化积淀深厚、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在中国古城文化中具有独特性和代表性。主要体现在一是古城遗址富集、历史悠久。在市区建成区13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就有三座古城遗址西周邓城遗址有3000多年历史樊城、襄阳城都有2800多年历史。在一个城市内有三座独立建城的古城且历史都如此悠久在全国是少有的。

古城军事文化印迹深刻、声名远播。襄阳城的前身是楚北津戍是一个大型军事渡口自建城就打上了军事文化的烙印。据史料记载历史上曾有172次有名的战争发生在襄阳。其中元宋大战旷日持久长达六年使“铁打襄阳”之称名噪海内外。“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兵家必争之地天下之腰膂”描述了襄阳军事战略地位的重要。

悠久深厚曾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大都会。唐代元和年间襄阳是全国4个人口达10万户以上的州治所之一。唐代诗人张九龄描述“江汉间州以十数而襄阳为大旧多三辅家今则一都之会”。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记述襄阳中古时代800多年的繁华“犹先秦之邯郸、明清之秦淮”。四是古城布局“道法自然”是中国古代山水城市的典型代表。襄阳城、樊城依江而建、隔江相望古城外南部岘山至宜城间是时称“冠盖里”的望族名士聚集之地“南城北市”、“岘首名望”顺山形水势自然勾勒出的空间格局全国少有被誉为“中华腹地的山水名城”。襄阳古城既有城防功能还有水利、生态功能古城池以汉江为濠引襄水今南渠入城创意独具匠心池宽天下第一。襄阳古城建设所蕴含的生态智慧和文化价值为当代中外城市规划大师所赞叹。

襄阳方言准确来说是指其所属各县市方言的总和语言学分类属于官话中的西南官话鄂北片除入派阳平之外音调与成渝片差别较大又类于中原官话。西南边受秦巴方言的影响语言“清轻略带秦”东北边语言浊得近豫音。从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来看襄阳话与普通话均有差异而以语音差异较大。由于1960至1970年代三线建设时期襄阳主城区及下属县市迁入大量使用吴语与东北官话的人口今日市区仍然存在吴语与东北官话的方言岛同时也造成了北部城区以及原三线建设单位附近地区大部分居民普通话语音十分标准但不能使用本地方言进行交流的情况。襄阳本地流行的节日和习俗火把文化节、拔河节、穿天节、诸葛亮文化节等。

电影《襄阳》取材青年诸葛亮隐居襄阳10年的史实由诸葛亮与黄月英的爱情起始转而描述卧龙凤雏“双雄会”友情再整体再现才俊云集的襄阳文化圈展示风云际会的建安乱世揭示千锤百炼方成才的东方价值观。

电影创意当时定名《诸葛亮与黄月英》。剧本创作完成后电影更名为《襄阳·卧龙出山》。在“2011中国·襄阳诸葛亮文化旅游节”开幕式上电影正式定名为《襄阳》湖北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范锐平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影局副局长毛羽共同为该片揭幕。

“襄阳诸葛亮文化旅游节”又称“诸葛亮文化节”是襄阳为纪念古代杰出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而举办的一项节日文化活动是“文化襄阳”中重要组成部分形式灵活多样。

中国襄阳大学生电影节创立于2011年是由中共襄阳市委、襄阳市人民政府、湖北文理学院主办天一兄弟传媒、中共湖北文理学院党委宣传部、襄阳广播电视台联合承办一项大型文化活动。大学生电影节主打微电影以“大学生办、大学生评、大学生看”为特色以“梦想创新正能量”为主题。

长江最大支流汉江中游有一段江水受山势所阻，形成“U”型河道，经江汉，入长江。襄阳坐落这段汉江南岸1.9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位置特殊，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有“华夏第一城池”之称。

“天下之腰膂”

襄阳东控桐柏、大洪，西扼武当、荆山，汉江环抱，其战略地位非比寻常。清嘉靖地方志丛书《湖广图经志书》认为：襄阳“挟大江以为池,而崇山以为固……南极湖湘,北控关洛,独霸汉上。”一番话道明了襄阳优越的地理位置。

明朝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方舆纪要序》中，结合历史事件，系统论述了湖北的地形，一针见血地指出“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何言乎重在襄阳也？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故曰重在襄阳也。”

腰膂是人的腰背，襄阳是天下的腰背。它地处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狭长通道的核心位置，是中原地区南北陆路交通的重要中转站，还是沟通中原和长江的水路航运的关键节点。《孙子兵法》有言：襄阳“北通汝洛，西带秦蜀，南遮湖广，东瞰吴越。”可见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南船北马”汇集地

秦岭横亘东西，阻遏南北。襄阳位于秦岭山势低矮之处。从陆路看，襄阳是陆路交通汇集的枢纽，其中尤以“南襄隘道”和“荆襄大道”最为著名。北上的南襄大道经伏牛山和桐柏山的丘陵隘口，直趋南阳盆地，进入中原，穿鲁阳关，沿“趋洛之捷径”三鸦道，可抵洛阳。此道在军事上视为“出奇之道”。据《左传》记载，楚庄王出兵南襄隘道，示威周室，成就了“问鼎中原”的典故。

南下的荆襄大道是古代最重要的官道之一。历史地理学家严耕望在《唐代交通图考》指出：“古代中国之疆域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主体，而中隔秦岭、伏牛、桐柏、大别诸山脉，使南北交通局限于东西中三主线。西线由关中越秦岭西段，循嘉陵江入巴蜀。东线由河淮平原逾淮水至长江下游之吴越。中线由关中东南行，由河洛西南行，皆至宛郡，再循白水流域，南下襄阳，复南循汉水至长江中游之荆楚。而襄阳向来就是联系长江中游与中原、关中地区的交通枢纽。”

由襄阳东去，穿过桐柏、大洪之间的武胜关、九里关、平靖关组成的“义阳三关”，经随枣走廊，趋安陆，直逼汉口，直接威胁江淮平原和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安全。著名的“曾候乙墓”就是在随州发现的，高大上的随葬品足以证明随枣走廊的繁荣。襄阳出南襄大道向西有“蓝武道”，出武关，下商洛，抵蓝田。历史上有“道南阳而东方动，入蓝田而关右危”的说法。春秋战国时期，秦楚两国围绕蓝武道相互攻伐，秦国最终掌控蓝武道，进占南阳盆地后，攻灭了韩、魏、楚等国，为争霸天下跨上新的台阶。

就水路而言，襄阳向北取道汉江支流唐白河，便可泛舟南阳，向南顺汉江，进江汉，下长江。早在春秋，楚国灭邓，在襄阳建立了“北津”码头。晋代史学家习凿齿的《襄阳耆旧记》称：“襄阳城，本楚之下邑，檀溪带其西，岘山亘其南，为楚国之北津也。”

时移唐朝，借助便利的水陆交通网络，南来北往的船只从汉江和长江云集襄阳，一时间“往来行舟，夹岸停泊，千帆所聚，万商云集”。盛唐诗人张九龄坦言:“江汉间,州以十数,而襄阳为大,旧多三辅之家,今则一都之会。”杜甫有诗云：“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白居易亦云：“下马襄阳郡,移舟汉阳驿。”由此奠定了襄阳“南船北马”繁荣盛况。

上图_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唐代三大诗人之一

清末学者吴庆焘在《襄阳兵事略》中说:“自汉以来，起中原而争天下者，惟晋以楼船出巴蜀，沿江东下取吴，外此，这出师之途无过二:曰淮北，曰汉南。而江不与，淮北不得志，则汉南重，而襄重起东南者亦然。”襄阳扼守着南北交通的咽喉，本身三面临江，背靠岘山，军事价值不言而喻。

《三国演义》共有120回，有31回和襄阳有关。赤壁之战败北后，曹操命曹仁主动放弃荆州，着力经营襄阳，保持了制衡荆襄的形胜之势。事实证明，曹操以退为进的战术，确实起到了分化孙刘联盟的作用。

荆州作为荆襄大道的终点，周瑜占据后不但在此对抗曹操，还要在合肥抵挡曹军，二线作战着实吃力，而刘备退居二线，坐享其成。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关羽自荆州北伐襄阳和樊城，曹操大惊，一度动了迁都的念头。而襄阳位置太过重要，东吴按捺不住，向关羽亮出了刀子，三国由此进入新的阶段。

上图_ 关羽（160－220年），本字长生，后改字云长

十三世纪，宋蒙交恶。以巴蜀为主的西线，蒙古大军进展不顺，连蒙哥大汗也死于钓鱼城下，直到南宋灭亡，巴蜀仍未平定。以江淮为主的东线，有淮河和长江为屏障，该地区城市密布，河道纵横，不利于骑兵机动。

咸淳三年（1267年）十一月，南宋叛将刘整向忽必烈提出“先攻襄阳，撤其捍蔽”的中路灭宋策略，他主张：“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忽必烈认可了刘整的建议。次年，宋蒙襄阳大战拉开帷幕。咸淳九年（1273年），南宋守将吕文焕力竭不支，被迫降元。六年后，南宋正如刘整预料的那样惨遭灭国。

清朝名士王万芳在《襄阳府志》评价:“襄阳为楚北大郡……代为重镇，故典午之东迁，赵宋之南渡，忠义之士，力争上游，必以襄阳为扼要;晋之平吴，元之伐宋，皆先取襄阳，为建瓴之势。”足见襄阳贯穿于古代战争史之中。

在古代有关中、巴蜀、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等四大经济区，控制了它们，相当于掌握了天下，而襄阳处于连接四大经济区的中心位置。它既能在南北对峙时，作为促进统一的前进基地，又是在战乱时变成地方割据或平安叛乱的中心，故此，吴庆焘总结：“ 大率襄之为地,一统,则小丑跳梁者易以平;分裂,则重镇屹立者难与争。”

综上所述，襄阳称作“华夏第一城池”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