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第5期
专题研究一 语言与乡村振兴
作者简介
黄龙光
云南师范大学编审，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人类学、艺术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
杨晖
云南师范大学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人类学、民俗学。
语言助力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黄龙光1，杨 晖2
（1.云南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 云南 昆明 650092；2.云南师范大学 西南联大干部培训基地 云南 昆明 650092）
提 要 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语言的功能逐渐转型而使乡村语言生活面临新语境、新需求和新服务。语言助力乡村振兴存在文化、社会、制度与经济等4重内在逻辑，相应地形成锚定重点人群双向语言学习、推进乡村语言治理现代化、适度开发利用语言资源、整体性保护传承乡村语言等4条实践路径。语言助力乡村振兴没有普适性通用路径，必须根据具体乡村的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创造性实践。对语言助力乡村振兴的研究必须回到乡村语言生活现场，全面描写、记录地方性、民族性乡村语言事实和经验，深度阐释各地语言助力乡村振兴的在地机制和深层规律，为社会语言学提供丰富多样的乡村言语事实和语言法则，提高语言学关注当下、聚焦民生的学术阐释力和学科想象力。
关键词 乡村振兴；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重点人群双向语言学习；乡村语言的治理与乡村的语言治理
一、乡村振兴战略背景及研究综述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在百余年乡村建设的基础上，应对当代城市化快速发展的社会语境，从“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到“乡村振兴”逐步升级而提出的一项国家战略，旨在通过城乡融合发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概括了乡村振兴的总要求，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其中有“发展壮大乡村产业”“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健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等规划内容。2021年教育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国家语委联合印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和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实施方案》，提出了具体的工作目标、任务和保障机制。语言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与社会交流的重要工具，与乡村振兴有着莫大的关系。结合乡村振兴的新语境，研究语言服务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及其变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目前有关语言服务乡村振兴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
第一，为语言服务乡村振兴提供理据等的理论研究。康喆文（2022）提出，乡村语言建设要重点关注乡村语言服务与乡村文化传播、乡村语言资源保护利用、乡村语言推广普及3个方面。郭熙（2022）认为，要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提升人们的语言工具意识、资源意识与文化意识。付义荣（2022）指出，乡村振兴是中国语言学需要直面的历史性课题，城乡融合、文化传承、社区重组、乡村教育与乡村治理中的语言问题都是亟须研究的新问题。张卫国等（2022）围绕语言助力乡村振兴的理据、必要性和可行性展开了讨论。银晴、田静和苏新春（2022）从语言的知识载体、信息载体和文化载体功能出发，建议加强语言教育、提升语言治理和服务水平以及调查开发乡村语言资源等语言助力乡村振兴的方式。李小云（2022）结合乡村振兴示范点建设实践，提出以语言文字的智慧性介入提升乡村价值，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培育系统性语言服务体系。杜敏和姚欣（2022）结合乡村振兴带来的农民语言交际，阐明语言传播对象、传播载体与传播技巧变化等新语境，指出应提升农民基础性语言、提升性语言能力，培育建构性语言服务能力。
第二，乡村振兴背景下地方性乡村语言生活、语言生态等的个案调查研究。吴畏（2018）聚焦古苗疆走廊民族语言僵化不前的现状，提出保护发展民族语言的相关思路。李现乐、刘逸凡和张沥文（2020）通过对苏中三市乡村语言生态调查，建议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多样化语言服务。赵春燕（2022）通过对四川省理塘县中扎村村民汉语、藏语、英语三语生活现状个案调查，提出加大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力度的建议。赵婷婷（2022）通过青海省茶卡镇蒙古族个案调查，提出创设多元化的语言教育环境，有效助力乡村振兴。赵婷婷（2023）基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乡村语言调查，建议注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础的多语能力提升。
第三，促进语言服务乡村振兴实现路径等对策建议研究成果。杨卉紫（2021）根据南疆地区语言服务存在的问题，提出翻译与本地化、技术开发等优化农村语言服务的路径。李冬青和付妮（2022）总结语言扶贫与乡村振兴内源式、长效式发展相一致的理论逻辑，给出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和传承创新母语及保护开发语言文化资源的广西实践路径。张蒙、杨菁和李少鹏（2023）系统总结了贵州民族地区语言赋能“宏观–微观”“历时–共时”“整体–重点”“一样–多样”的“四式”机制。
既有相关研究都以语言与乡村振兴之间的紧密关系为主线，突出了乡村振兴带来的乡村语言生活之变，这是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语言生活的一种动态思考。第一，语言与乡村振兴有关的理论成果，主要表现为语言服务乡村振兴的必要性、重要性与可行性的理念导引。不过，多数成果形式为报纸评论、期刊专题栏目主持人语、多人笔谈等，虽视野开阔，观点鲜明，但学理溯源和理论深度略显不足。第二，个案研究基于扎实的田野调查，提供了丰富真实的地方性乡村语言生活现状。但个案存在区域性、民族性而呈现差异化倾向，其可供参考的限度和效度值得进一步思考。第三，对策建议研究大多提供语言服务乡村振兴的相关思路与实现路径。但这些路径源于不同研究者所持的不同角度，有的过于理想化而缺乏针对性和可行性。由于语言服务乡村振兴更多地受行政导向影响，因此深化语言服务乡村振兴研究，需要回到语言和乡村振兴的关系元点，学理阐释二者间内在逻辑，才能就此提出适用性实践路径。
二、语言助力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
“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爱德华·泰勒1992：1）。语言不仅是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所习得的习惯、能力的表达载体，连同语言本身也属于这种习得性智识能力的一部分。乡村振兴的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从乡村社会生活语境和乡村社会发展需求看，都离不开语言文化。
语言助力乡村振兴，首先要厘清其内在逻辑。在将语言同时视作文化载体和文化本体的语言属性和功能认知下，语言助力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由文化、社会、制度和经济4重逻辑构成。文化逻辑指语言作为文化为乡村铸魂，促进乡村文化认同；社会逻辑说明语言是乡民自组织的交流媒介，旨在维系乡村社会的团结凝聚；制度逻辑意在阐明语言作为非制度化社会控制规约，是乡村社会治理的内生机制；经济逻辑将语言视作一种资源，可适度开发语言文化相关产业。4重逻辑有机结合语言的价值论和功能论，协同互构，缺一不可，为语言助力乡村振兴提供理据性前提。
（一）文化逻辑：乡村语言文化传承新认知
自上而下的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实施，给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文化带来一系列新变化。作为农耕文化的基本生产单元，乡村长期以来被视作自给自足、与世隔绝的众多小社会，但是随着现代交通、通信条件的日趋提高，流动性、商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尤其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下，乡村文化出现了从物质、精神到社会层面的一系列新情况。这些新情况表现在，一方面乡村传统文化逐渐式微，另一方面公共文化不断涌现。乡村聚落空间生产和再生产不断，一是整村易地搬迁、撤并合村、集镇发展等持续推进，一是村落内部的道路、排污、广场、建筑等改造新建。乡村传统农耕文化、口头叙事、手工技艺、俚谚俗语以及传统节日，有的出现传承危机，有的获得开发利用。社会层面的新变化，体现在婚丧嫁娶等人生礼仪趋简但成本陡增，人情味淡化，婚姻家庭关系出现某种程度的松散，原有乡村共同体结构面临分化风险。同时，国家公共文化服务强劲地持续供给，体现在乡村基础设施改善，公共空间建筑新建，还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送戏（教）下乡、乡村普法、农家书屋以及医疗义诊等。总之，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文化有的正在老去，有的得以新生，新的不断涌来，新旧交替，内外并行，动态变迁，这意味着我们亟须重新认知乡村文化新语境和语言发展新功能。
语言是人认知自然等客体世界的重要思维工具，是人组织社会化生产、生活的重要沟通媒介，更是人类文化创造与传习的重要方式，以及文明积淀和表达的重要形式。因此，语言不仅是乡村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更是乡村文化本体的自我呈现。语言表征与贮存着人–地、人–人、人–社多重关系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信息，其中有的词汇概念及其表达是村民祖先追溯、技艺传习以及文化认同的核心符号。语言作为乡村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本体，乡民通过语言创造极富智慧的农耕谚语、亲属称谓、乡音俚语、熟语谜语，还借助语言通过民间叙事、节祭仪式展演以及乡村文艺传习等表达乡民天人合一、勤农爱农等乡土价值观。同时，乡村语言颇具活力和创造力，能自我调适并与乡村振兴等当代社会变迁语境相一致。将外来新语言、新信息和新概念本土化、地方化，为我所用，能不断丰富发展乡村文化生态及其创造，使乡土社会能够积极融入现代社会。
（二）社会逻辑：乡村社会语言交流新变化
语言是社会交流的重要工具，人们以通畅的交流有效组织社会。随着交通、通信进一步改善与城市化快速推进，乡村社会的语言交流出现了内部和外部交流交织并行的现象。传统乡村内部社会的语言交流，是一种相对封闭的自我交流。费孝通（1998：9）说：“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这里的“地方性”，可以理解为传统乡土社会空间的闭锁性，以及乡民缺乏普遍流动而导致的在地化固化。由于长期以来的交通闭塞、信息隔绝，加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乡村共同体主要植根于相同的地缘、血缘关系，以及单一从事相同农耕的业缘关系。熟人之间所有的信息都是内部相通且集体共享的，人们通过方言、土语等熟识单一的乡音俗语进行面对面交流，除此还充分运用相似的动态、情态、手势等肢体语言辅助表情达意。乡村社会人们之间交流分享的信息，都是围绕本乡本土的生产、生活、社会文化实践以及家长里短等日常信息，信息流也主要在乡村社会内部进行自我生产和循环，主要是面向乡民，以满足乡村社会自我运行和实现自治的内部需要。因此，传统乡村社会的语言交流，是一种相对缓慢而自足的内部交流，这种内部交流因为同质化程度较高，所以能高效快速地实现地方动员和社会组织。
乡村社会的外部语言交流，是一种相对开放、多语境交叉的多主体交流。当代是一个全球流动的社会，广大乡村不仅在地理空间和通信上已接入四通八达的交通通信网络，而且在生产和消费上已并入全国乃至全球一体化生产、消费流通体系。随着乡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一些乡村逐渐出现空疏化甚至空心化，从熟人社会转向事实上的半熟人社会。过去那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早已转变为商业化市场经济。乡村生产、生活的组织主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随着乡民生计方式的多元化，城市化强劲地吸纳乡村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资源要素，乡村共同体面临分化解体风险。上述一系列乡村社会的现代性变迁，使乡村社会的语言交流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样态，乡村内部的自我交流更多地被动叠加了面向外部世界的跨文化交流。以往乡村社会地方性乡音俗语一方面是乡土记忆的象征，另一方面也逐渐成为束缚乡民走向外面的障碍。同时本地的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外语等共同成为乡村语言多元化语言生态现实。不对等的语言需求和语言服务出现某种程度的错位，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乡民越来越多地从过去的乡村内部交流转向乡村外部交流，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多场域，出现多语兼用、多域叠用、多主体交流的新面相。过去以自然语言进行交流的单一形式，变为辅以手机、微信、抖音、在线翻译等进行综合交流的新技术、新媒体。总体上，乡村内外交织的语言交流虽然使交流本身变得快速、便捷、高效和开放，但是由于乡村共同体内部出现某种程度的原子化，地方动员和社会组织的能力却反而渐趋弱化。
（三）制度逻辑：乡村社会语言治理再生产
制度是缔结社会并保证其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的一套公共规约及其运行机制。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是一种礼俗社会，其社会自治依靠一定的社会制度而实现，这些社会制度的运行主要表现为礼俗互动和礼俗一体。作为大传统的礼代表国家意志，在王朝国家时期以儒学传播实行道统文治；作为小传统的俗源于民间，经集体约定俗成，成为民间规约。循礼而治和因俗而治合二为一，实现着对乡村社会的地方治理。礼代表国家政治和王朝道统的统一圭臬，俗象征民间公共利益的集体协商；前者由儒学经典及其教化来表征，后者以民间口头传统以及地方文献来叙事。二者均离不开语言文字的载体功能及其有效发挥。俗作为一种乡村社会松散的民间传统和不成文法，其集体约定、全民监督的治理模式，使乡村社会治理效果保有良好态势，加上碍于基于地缘、血缘基础上的人情、面子等，使乡村一度成为一种“无讼”的社会。
现代意义上的乡村是一种法理社会。传统乡村进入现代法理社会，在国家法治建设推动下实行依法治国。一方面，除了继承过去的礼俗中的优秀内涵外，还新增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新内涵；另一方面，与礼俗相对的法律法规代表现代社会治理的国家法典和权威法理，每一个乡民都成了独立而平等的法律主体，具有法定的民事行为能力。在现代法理社会语境下，不仅在乡村语言本身的治理上要求规范、健康、文明，而且要在结合普法教育等学习贯彻国家法律和地方法规，乡村社会生活除了以人情为基础，还要求以法律为准绳。另外，作为地方秩序的礼俗、人情、面子等乡村传统，要与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相协调、相适应。当代乡村社会的语言治理，是一种结合礼俗自治和法治建设的再生产，表现为乡村社会生活及其治理，达至礼、俗、法、理、情相融的合法合情合理的理想状态。
（四）经济逻辑：语言助力乡村发展新业态
语言是一种资源，具有地方性、指向性和稀缺性。语言的经济价值首先体现在提升人们作为劳动力的语言素质和能力，从而通过实现就业获取相应的经济回报；其次体现在对语言资源的商品化乃至产业化开发利用。前者是以语言作为经济手段，后者则以语言作为直接产品。徐大明在论及多样化语言服务的必要性时说，“不仅我们所需要的掌握普通话的劳动力不够；而且，那部分听不懂普通话的民众作为服务对象，也在承受非普通话语言服务欠缺的损失”（徐大明2010）。这里指在多样化语言生态环境下，一方面多种语言之间的转化、兼用需求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语言资源的稀缺性导致语言间通解度偏低，最后因为语言服务水平低下从而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语言能力也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语言赋能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在乡村振兴战略语境下，乡村语言生活不再是过去那种内部单一的语用状态，随着城–乡、内–外之间的经济、社会、文化壁垒已被打破，城乡联系变得频繁而紧密，乡民不论是留村务农还是外出就业，对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外语等双语或多语运用能力都有新的需求。只有保护、传承好乡村本土语言（文化），才能凸显本土资源及其乡土地方性；只有熟练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外语等，才能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体系，也才能反过来讲好乡村故事。
当前农业、非农多元生计互补的乡村经济结构，开辟了语言助力乡村振兴的新业态。乡村非通用语言资源因其独特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在与城市文化相比较时因其稀缺性而具有商品化潜能。一是语言作为经济手段，通过消除语言距离和交流障碍，使乡村劳动力等要素流动于全国统一大市场；一是语言作为商品或产业，结合乡村旅游等新业态适时开发语言文化资源，主要表现在语言教育、语言翻译、语言创意等方面。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统领的乡村特色传统文化，主要采用汉语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母语传承，极具适用性、观赏性和参与性，可以作为发展乡村旅游等新业态极富特色的重要资源。“与非语言形态的文化相匹配的语言文化形态，如少数民族的歌曲、演唱方式以及其他语言形态的文化表达，和少数民族的服饰、仪式等一起构成少数民族文化的整体形态。由于这些文化形态相对稀缺，因此往往都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也自然是发展和脱贫的重要资源。”（李小云2021：48）语言是文化创造和传承的重要载体和内涵之一，语言助力乡村振兴表现为一种整体联动性，语言往往自然有机地融入乡村传统节庆、歌舞展演、手工技艺、饮食习俗等民俗生活流，通过在地化展示展演、激活记忆、参与体验等方式将语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
三、语言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语言与社会、文化、制度和经济之间互嵌的内在逻辑关系，为语言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提供了理据。结合当代乡村语言生活变迁语境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根据语言助力乡村振兴的4重逻辑，语言助力乡村振兴主要有锚定重点人群双向语言学习、推进乡村语言治理现代化、适度开发利用语言资源、整体性保护传承乡村语言4条路径。
（一）锚定重点人群双向语言学习
1.乡村重点人群强化精准推普
由于广大乡村地区经济相对落后，教育基础薄弱，加上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等的影响，乡民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素养和能力普遍偏低，使其在现代城市化背景下实现就业、获得职业发展等方面受较多束缚和限制，亟须对重点人群进行靶向培训和精准推普，切实提高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东中部地区乡村普通话普及率较高，要持续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推普工作；西部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要继续全面加强推普工作。以云南省峨山彝族自治县塔甸村为例，塔甸中学任课教师在大学期间或工作初期100％通过了普通话等级测试，但是受当地汉语方言和彝语环境影响，现在其普通话实际水平与测试等级出现了明显的偏差；[1]塔甸村基层治理人员的普通话水平也亟待提升，村委会7名两委委员中，除拥有大专学历的两位以外，其他5位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普通话培训，受访人YL在工作中使用的语言按频率由高到低依次是彝语、汉语方言、普通话。[2]乡村各行各业的地方精英和待业人员面临就业创业的形势而对普通话有着旺盛的需求。QZG是一个泥瓦工，两年前在昆明打工被拖欠工资，到劳动部门寻求帮助未果，只好大着胆子用不太熟练的普通话拨打市长热线12345，最终要回了被拖欠的工资共计9360元。他说：“我多年在外打工，多亏学了一点普通话，不然这次肯定要不回这个工钱。”[3]目前对乡村地区就业创业人员的普通话培训，往往被相关职业技能培训所覆盖，但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非一时之功，最后导致职业技能和普通话能力培训均未能获得实质性提升。综上，建议以政府采购等方式组建推普力量，对重点人群进行精准推普：对中小学教师加强普通话水平日常监测及提升，对村两委、就业创业骨干进行系统性普通话培训，以点带面，全面提高乡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整体能力。
[1] 受访人：SJM，男，汉族，1977年生，塔甸中学校长；访谈时间：2023年7月30日；访谈方式：电话。
[2] 受访人：YL，男，彝族，1989年生，塔甸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访谈时间：2023年7月30日；访谈方式：电话。
[3] 受访人：QZG，男，彝族，1969年生，塔甸村泥瓦工；访谈时间：2023年1月29日；访谈地点：塔甸村。
2.外来人员加强乡村本土语言学习
随着当代国家乃至国际大市场的进一步融通，加上长期以来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政治治理和行政管理，广大乡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从过去自然经济背景下单一的农耕生计方式，逐渐转变为农商互补、农工互哺、三产融合等多元生计方式。随着多种业态的不断出现，乡村主体为适应社会变迁的内外背景，逐渐呈现出一种复杂多变的结构性状态，乡村本地人和外地人不仅在村外遭遇，而且在村内面对面生活，村内外人员之间语言交流的问题不可避免。目前绝大多数研究聚焦于外出就业乡民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建设，对乡村外来人员面临的语言障碍及其在地化语言需求未见关注。乡村外来人员主要包括上级下派的政企工作人员，外地来村创业、就业人员，因婚定居人员，等等。这些外来人员无论是否具备普通话能力，由于乡村本地语域、语用、语效的天然优势，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等本地语言都会对其形成语言壁垒，导致其出现工作效率低下，难以实现社会适应，更谈不上文化融入等现实问题。江苏宜兴市新街街道水北村的语言实践中，来村企务工人员基本不会讲宜兴话，并抱持“没必要学宜兴话”的语言态度，导致其没有实现社会适应，除工作以外处于一种自我孤立的状态。某文明创建活动调查员入村进行问卷调查，由于水北村当地人普通话能力有限，尤其对书面语的理解存有难度，双方之间的问答出现很多明显偏差，问卷调查效果及其可信度可想而知（殷志平2024）。不论是因婚来村定居人员、村两委委员、就业创业人员，还是短期来村人员，都需要加强对乡村本地语言的自主学习，如果能够借助普通话作为中介语对当地语言有所了解和掌握，双方的语言交流就会顺利通畅，有助于其提高工作效率，并有效实现社会适应和文化融入。
（二）推进乡村语言治理现代化
1.乡村语言的治理
语言文字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语言治理现代化，是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当前乡村语言文字治理现代化，需要“关注语言生活新现象，加大语言文明治理力度”（王春辉2020）。乡村语言治理主要是语言应用治理，综合来看，包括乡村语言的治理和乡村的语言治理，前者是对乡村语言规范文明使用中出现问题的治理，后者是对以语言文字为载体和方式的乡村治理中出现问题的治理。
在乡村语言生活现实调查中，我们发现存在以下不规范、不文明的语言使用现象：作为语言景观的各种语言标牌内容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式上简体字、繁体字混用，甚至出现错别字；少数民族语言翻译不标准而出现歧义；乡民在微信等网络平台上语言使用粗鄙化；有的小广告存在不健康和虚假信息等。例如，在云南省峨山彝族自治县县乡公路岔河至塔甸途中，塔甸坡上有独特的“睡美人”自然景观，“睡美人”由连绵山脉自然成形、惟妙惟肖，来往游客都会泊车观景。几年前当地政府在路旁修建了观景台和“睡美人”传说石碑，但经年累月的风吹日晒导致石碑字迹模糊；另外，最佳观景位置新竖了一块当地私人饭店的广告招牌，实在是有碍观瞻，缺乏有效监管和治理。针对这些情况，各地职能部门应该联合加大对国家语言政策宣传、教育的力度，切实提高乡村广大民众语言文字使用规范意识，强化乡村学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和使用，倡议学校、乡镇、村两委以及相关窗口单位公共服务体系在职人员规范使用文明用语。各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提高语言服务水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结合，优化美化乡村公共语言环境，推进乡村语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乡村的语言治理
乡村的语言治理，重在通过语言治理进而实现其社会价值，目的在于构建一个遵纪守法、“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乡村社会。广大乡村长期以来各有其实行自治的民间机制，其中乡规民约以及不成文习惯法均为乡村自治重要的“非语法条”，对乡村社会秩序维系起到重要作用。应在遵循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对乡规民约进行现代改造和文化重构，形成新时代的村规民约，在群防群治的日常生活中加强监督执行的力度，使其继续有效地发挥乡村自治的功能。在传承发展乡村民俗文化公共实践（黄龙光，杨晖2022）基础上，充分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乡民之间道德伦理宣传教育，使乡民不同辈之间、同辈之间自然使用文明用语，在传承公序良俗的和谐氛围中尊老爱幼、守望相助，使乡村德治蔚然成风。在乡村的语言治理实践中，乡村自治和德治基本上都是乡村自我治理的内生路径，乡村的语言治理更需乡村法治的参与，前者的治理主体为乡村共同体及其成员自身，后者的治理主体为政府、社会等相关多元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乡村语言景观、网络语言等问题进行刚柔相济的治理，使乡村语言的协同共治“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语委统筹、部门支持、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语言文字协同治理格局”（李章军2011）。综上，乡村语言治理的自治、德治和法治有机结合，能够有助于再造乡村秩序和维系社会生态，为乡村振兴奠定长期稳定和谐的语言、社会环境。
（三）适度开发利用语言资源
1.语言资源本体开发
在语言资源论视野下，根据所处具体环境的不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非通用语言资源均有因其稀缺性而被开发利用的可能。“语言政策与规划、语言规范与标准、语言资源整理与保护、国家通用语言的推广、语言数据库建设和语言研究在内的非营利性的公共语言服务是语言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李艳2017）。在乡村语言环境下，这些国家和相关语言事业单位供给的非营利性公共语言服务，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公益事业而非语言产业。作为地方性知识的乡村语言资源整理与保护、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公共场域相关语言景观设计与设置等，是乡村语言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基础，而要开展上述提供公共语言服务的公益性事业，全面深入的乡村语言资源调查研究则是必要前提。在乡村语言资源大数据基础上，可以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互联网平台，借助新媒体、手机应用程序（APP）等开发语言资源。这些语言资源开发涉及语言政策、资本投入和技术攻关，不是各方面基础薄弱的乡村自身所能组织和开展的，必须依靠国家政策供给、社会资本投入、科技联合攻关才能协同完成。语言资源本体开发利用，不一定能直接拉动乡村经济发展，但是诸如民–汉、普–方翻译软件等的开发利用，可以拓展各民族之间、城乡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从而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乡村语言相关产业开发
相较于语言资源本体开发，乡村语言相关产业开发更能体现经济和社会效益。“要重视方言、民族语言所承载的特殊文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开发多语言资源在行业服务、社会服务和文化服务的多重价值”（陈丽湘2022）。根植于语言稀缺性的语言商品化，更多地是一种围绕语言服务为中心的相关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它具有经济、文化和社会综合效益。首先，要做好凸显乡村地方性特色和乡村形象的语言服务，包括乡村的地名、建筑、生产、生活、民俗等的图文并茂的语言景观设计与宣传推介，这有助于当地人对乡村家园的再认知和外地人对乡村地方感的有效把握。其次，为作为乡村基础产业的农业服务，根据具体乡村的优势和特色，结合特有民间手工艺、乡村旅游等，适时将传统农业改造为生态观光农业等现代新型融态产业，注重从生产到产品的全产业过程，充分利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外语等多语言表征、包装、宣传和传播功能，突出乡村特有的绿色、生态、田园等自然风貌和乡土、民俗、异域等人文风情，线下线上相结合进行宣传和推介。最后，结合现代农业、乡村旅游业等的发展，适当开发诸如语言翻译服务、直播带货等相关语言文化创意产业。云南省峨山彝族自治县甸中镇栖木墀村是“中国传统村落”“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近年来当地加大了对传统村落文化的开发力度，在入村道路两侧房屋墙体上彩绘栖木墀历史文化，包括村名由来传说、茶马古道、传统古村落、匠心筑梦、工匠精神、佛经雕版等彩绘单元，图文并茂，形象生动，重点凸显栖木墀村的地方传说、木工传统、土主迎送等传统民俗。这些语言景观的生产和再生产，既可以对外宣传推介乡村文化旅游，也可以对村落共同体成员进行村史文化的在地教育（杨晖2023）。总之，对乡村语言资源的开发利用，一定要根据具体乡村所拥有的独特禀赋和特色优势，遵循适时、适当、适度的开发利用原则。
（四）整体性保护传承乡村语言
1.乡村语言的整体保护
在当代流动社会背景下，乡村语言环境经历着一系列变迁。随着城乡之间人员流动的加剧，乡村语言集团一方面表现为流入城市而使在地化减少，另一方面表现为城市语言文化强势下乡。乡村语言生活出现新旧交替、双（多）语兼用的多元生态，对乡村本地的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形成一定程度的挤压，使其活力有所下降，乡土文化传承渐趋式微。鉴于当前乡村共同体内部出现某种程度的分化，乡村自身对乡村文化的价值没有足够的文化自觉意识和能力进行认知、评估和保护，因此需要从外部对乡村语言进行相关保护。在行政主导下，亟须联合组建跨学科力量保护乡村语言。具体而言，结合近年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中国语言有声资源库建设等重大工程，可对乡村语言从本体到生活进行“摸清家底”式全面描写与记录，准确把握乡村语言事实和语言生活，建设全媒体乡村语言数据库（含有声档语料），编写乡村史志、乡村民俗志、乡村语言志等系列乡村语言文化志书。乡村语言除了静态保护，还应结合动态保护。有条件的可以考虑建立村史馆、民俗博物馆、乡村文化传习馆等公共文化空间，为乡村留住语言记忆，并为乡民的在地化自我教育提供动态场域，既为乡村文化振兴奠定扎实的学理基础，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本土语言文化资源。静态保护和动态保护有机结合，可以协同推进乡村语言的整体性保护。
2.乡村语言的整体传承
乡村语言保护更多地由外部驱动，语言传承则主要是内部作为。语言作为文化传承和社会交流的载体，不能脱离日常生活而孤立存在，语言传承必须依托乡村社会、乡民生活实践进行整体性传承。乡村文化是凝聚乡村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民间信仰、文艺展演、人生仪礼、起屋建房与地方节日等乡村传统民俗，不仅是乡村文化传承的重要内涵，更是乡村文化传承的核心场域。将语言的工具论和本体论相结合而观之，乡村语言能有效衔接、黏合并建构整个乡村文化生态。以动态的视角对乡村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应“挖掘整理乡规民约、地方戏曲、俗语民谣等乡村优秀语言文化资源”[4]，鼓励乡村以传统民俗文化传承带动乡村语言整体性传承，重构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新型乡村文化。2018年，红河学院、“莱国索”微信公众号通过社会筹资联合举办“首届滇南彝语故事网络大赛”，主办者这样表达其初衷：“我们认为当前在彝族山村乡村振兴中，需要加强传统文化传承和地方优秀道德伦理传习。彝族是讲究礼仪传统的民族，有高超的口头文学，民间故事发达，人们从故事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受到良好的乡土知识和道德伦理教育。”[5]大赛推出后，颇受滇南彝语区广大乡村欢迎，参加大赛的故事在微信平台播放后更是获得倍增传播效应。这种新型语言文化在线公共实践，对少数民族乡村民间叙事起到一种回流认定和价值重估的作用，有效提高了人们对乡村语言文化传承的文化自觉意识。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依靠母语进行传承，应进一步贯彻落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相关法律规定，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核心，吸引广大村民和外来游客参与活态传承实践，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推动乡村语言文化的群体传承。同时，紧密结合政府供给的公共文化服务，村内村外结合，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和传播，以当代乡村文化传承推进乡村语言传承，逐渐提高广大乡民的文化认同意识，从而促进新时代乡村文化生态的重建和维系。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和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实施方案》，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1/09/content_5667268.htm。
[5] 《首届滇南彝语故事网络大赛的缘起说明》，http://www.yixueyanjiu.com/details.jsp?class=1&id=31365&title/2018-12-28。
四、结 语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语言生活因为面临新语境和新环境而发生从语言形态到语言功能的一系列新变化，语言不只是乡村内部文化传承的载体，更是向外传播的媒介；语言不只是乡村社会交流循环的工具，更是连接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信息符号；语言也不只是乡村地方自治的口头规约，更是乡村法治的权威体现，一方面乡村多样化的语言需求旺盛，一方面提供相应语言服务的意识能力不足。开展语言助力乡村振兴研究，前提是在全面调查乡村语言生活事实的基础上，梳理总结语言与乡村振兴之间有关文化、社会、制度与经济的内在逻辑。相应地思考语言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即锚定重点人群双向语言学习以消除城乡、族际之间的语言壁垒和交流障碍，推进乡村语言治理现代化以重构和美乡村秩序，适度开发利用语言资源以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在资源论视阈下整体性保护传承乡村语言。在当前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语言和文字的有机和智慧性介入，旨在通过语言文字的一系列重组和灵活运用突出乡村的地方性表征和传播，以重塑乡村形象从而转变和提升乡村的价值。无论从乡村自身的本体论，还是从乡村外推的表征论而言，语言文字的智慧性介入和参与，对增强民众对乡土家园的情感认同，加强和美乡村田园诗般形象塑造均具有重要意义。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语言学等学科对乡村语言的研究，主要作用在于通过对乡村语言生活新现象、新气象的全面描写和记录，深度阐释在地化助力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关系，相应地提出可操作性实践路径。为中国社会语言学提供丰富多样的乡村言语事实和语言法则，提高语言学关注当下、聚焦民生的学术阐释力和学科想象力。
*国家语委重大项目“语言文字事业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与举措研究”（ZDA145–4）。
该文发表于《语言战略研究》2023年第5期，参考文献从略，如有需要请参照原文。
编排：韩 畅
审稿：王 飙 余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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