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见｜｜任东升、高玉霞. 国家翻译实践学科体系建构研究
摘 要：“国家翻译实践”概念体系为解释和指导国家主导的翻译实践奠定了术语基础，然而现实中的国家翻译实践牵涉面广大，关乎国家语言安全、国家话语传播、国家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等战略方面，因而进一步的国家翻译实践研究乃是以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理论为支柱，辅以符号学、传播学和管理学，借鉴修辞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学科的具有多维性、复杂性、整体性的课题，应遵循知识社会学原理，采取“国家翻译实践概念体系→国家翻译实践论→国家翻译学‘三步走’”的学科建构。本文尝试构建融理论体系、工程技术体系、工程监理体系于一体的国家翻译实践学科体系，旨在拓展翻译学中的学科建构研究，指向超学科研究，前瞻性地引领国家翻译实践系统工程的设计和实施。主题词：国家翻译实践；国家翻译学；学科体系；建构国家作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独立的利益主体，发起实施的翻译实践具有双向性，这是出于“向外意义上的‘安全逻辑’和向内意义上的‘政治逻辑’”（曹胜，2018：83）。基于对世界范围内规模化、机构性、制度化的翻译实践的考察，依照“主体 + 行为”模式推演出的“国家翻译实践”概念关乎国家语言安全、国家话语传播、国家叙事、国家治理，甚至全球治理等方面。国家翻译实践一直存在，然而由于这种常规化的主体行为没有被当作研究领域，它在学术上没有固定名分，其国内外影响力与其学术份额极不相称。从国家战略高度将跨语言交流的国家视为主体，考察其翻译行为，研究其翻译规律，拟构其翻译规范已成为学术界的迫切诉求。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统合各个相关学科，以国家翻译实践及其相关概念体系将复杂多样、凌乱驳杂的国家翻译实践概括整合，有助于形成国家翻译实践理论的概念框架和话语体系，勾勒出一条清晰的国家翻译实践脉络，亦有助于客观、理性、科学地理解国家翻译实践在国际社会和各个文化中发挥作用的机理、效果和方法。其理论体系建构则将国家翻译实践这个话题从曾经一度封闭式的国家机关和翻译部门实践带到了学术研究的大平台上。然而，“通过国家翻译实现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将是一个复杂耗时的过程，需要深入的研究、正确的判断、精心的组织和高效率的实施”（黄友义，2019：2）。从概念界定和理论探讨的“论”走向“国家翻译实践学科体系”（即“国家翻译学”）建构的常态机制，首先必须明确其对象、历史、规律、价值、特征、方法和学科范式等，其次要澄清其内在逻辑，即建立客观、理性、科学的概念框架，构建科学的学科体系。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决定了其独特的研究范式，而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该研究课题多研究范式有机综合的理论形态。本研究将国家跨语际交流行为研究纳入科学化轨道，在国家翻译实践概念系统和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尝试以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为支柱，辅以符号学、传播学和管理学，借鉴修辞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学科，构建融“理论体系 +工程技术体系 + 工程监理体系”于一体的国家翻译实践学科体系，遵循知识社会学原理，指向超学科研究，沿着“国家翻译实践概念体系→国家翻译实践论→国家翻译学‘三步走’”（高玉霞等，2021：85）的学科建构之路逐步拓展深化。学科体系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某一学科的内在逻辑结构及其理论框架，二是指某一学科的范围及各分支学科的有机联系。本文所说的学科体系指的是前者。学科体系包括三个层次：基础理论层次、技术科学层次、工程技术层次（王乐，2013：21）。据此本研究认为，国家翻译学学科体系由理论体系、工程技术体系和工程监理体系构成。如同任何一种系统研究，国家翻译学学科体系建构也追求“理论和实践自身的实证”（庞秀成，2010：87），基础理论体系是知，工程技术体系是行，但必须依靠监察体系这个中介方可知行合一、互相援助、互促共生。国家翻译学的理论体系包括元理论、核心理论和支撑理论。国家翻译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从能够反映与其他学科角度和侧面不同的学科基本问题入手，科学系统地研究国家翻译学学科体系的科学性、特殊性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异同，构建具有合理逻辑关系的完整学科体系，才能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国家翻译学具有不能被其他学科替代的独立性。国家翻译学的元理论体系包括学科逻辑起点、学科内涵、学科属性、学科特点、学科体系、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等。国家翻译学不是在翻译学前面简单地加上一个主体名词“国家”，而是以“国家”为研究课题的相关学科及理论与政治学、社会学等在超学科向量的推动下产生的超学科研究领域，其研究对象是国家翻译实践，这就决定了该学科的名称为“国家翻译学”。其逻辑起点是国家翻译实践论。国家翻译实践是一个老问题，国家翻译学则是一门新学科，是一门需要利用翻译学、政治学、社会学、符号学、传播学、管理学、文化学、修辞学、价值学、伦理学、心理学和安全学等众多学科研究成果和方法解决国家翻译实践及其相关问题的新兴超学科。具体来说，国家翻译学是一门以国家翻译实践为研究对象，以揭示国家翻译本质和规律，探索国家翻译实践有效路径，服务国家形象塑造、国家利益维护和国家话语权提升等为目标的新兴综合性应用型超学科。学科研究范式是指某一学科的科学家所共有的基本世界观，它由其特有的观察角度、基本假设、概念体系和研究方式构成，表示科学家看待和解释世界的基本方式（袁方、王汉生，2013：48）。国家翻译学的研究范式是以国家翻译实践为本体，以系统观为认识论，以超学科研究、描写研究、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个案研究等为研究方法的复杂性研究范式。学科核心理论是学科发生、发展并形成支撑学科体系的基础性、支柱性的关键理论，是学科存在的必要前提，也是其能否发展成为独立学科的必要基础。国家翻译学的核心理论体系包括国家翻译实践论、制度化翻译和机构性翻译。鉴于国内外的机构性翻译研究相对成熟，这里只对国家翻译实践论和制度化翻译进行说明。国家翻译学区别于其他翻译分支学科的独立特征在于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国家翻译学的核心研究对象为国家翻译实践。国家翻译实践是“人类翻译行为在国家产生并具有主体地位后的集中体现”（任东升、高玉霞，2015a：93）。随着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的逐步深入，国家翻译实践相关研究已从单纯的概念界定逐步过渡到理论建构，初步确立了国家翻译实践的概念体系，我们称之为国家翻译实践论。国家翻译实践研究是一个以国家翻译实践为核心概念，包括纵向概念系统和横向概念系统的自成体系的研究框架，具有突出的跨学科性质和超强解释力。其研究内容丰富，可从结构、类型、功效、发展、实践等层面展开。结构层面可以探讨国家翻译实践主体（高位、中位、低位）的主体性，具体到低位主体中的译者，可以研究译者主体性、译者风格、译者行为及译者惯习等；中位主体，可以研究翻译机构及其他机构在国家翻译实践中扮演的角色；高位主体，可以研究国家作为翻译主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等。功效层面可探究国家翻译实践与国家形象塑造、对外话语权建构、国家安全等的关系。发展层面可探究国家翻译实践与准国家翻译实践及超国家翻译实践的异同。类型层面可探究国内语际型国家翻译实践的作用；输出型国家翻译实践规划与规范，输出型国家翻译实践与异质文化的糅合，输出型国家翻译实践与民族身份的建构，输出型国家翻译实践与民族国家形象建构；输入型国家翻译实践；战时和战略型国家翻译实践的特殊性，常规国家翻译实践的模式等，以及各种类型国家翻译实践史的考察。从实践的角度可考察国家翻译实践的行动者所起的作用，国家翻译实践模式、翻译过程、翻译伦理等（任东升，2019：68-73）。国家翻译实践的本质是制度化翻译。制度化翻译是与“市场化翻译”相对的概念，指“以国家意识形态为导向的，服务于国家政治体制稳固和国家战略实施等政治价值目标的实现，往往是由国家权力机构和统治者当局发起和推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规模、有监控的翻译活动”（任东升、高玉霞，2015b：21），以政治功利性诉求为动力，具有“使命色彩”。制度化翻译模式依赖于翻译的制度化，即“翻译制度化”。制度化翻译研究可以从翻译制度化的历程、条件、策略，制度化翻译的模式、机制、规范、批评、历史，制度化译者的身份、主体性、伦理、惯习、行为，制度化翻译与国家治理、国际治理、全球治理，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形象建构、国家话语传播和国家叙事塑造的关系等层面展开。学科支撑理论指某一学科为有效研究解决本领域问题，在其学科核心理论的基础上，产生或拓展形成的能够有效研究解决其领域问题的主要的专用性理论，是学科核心理论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国家翻译学的支撑理论体系包括国家-制度理论、国家翻译场域-资本、国家翻译行动者网络、制度化译者惯习论、拟态传播环境理论等。由于篇幅限制，此处不再详细论述。国家翻译学的工程技术体系包括国家翻译实践实施体系、国家翻译实践保障体系和国家翻译实践史书写体系。国家翻译实践实施体系包括国家翻译政策制定机制、国家翻译规划制定机制、国家翻译项目实施机制、国家翻译产品流通机制。关于国家翻译政策和国家翻译机构的研究已相对成熟，但关于国家翻译规划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吴赟、蒋梦莹（2018：16）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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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为界，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翻译规划从国家机构主导到“借帆出海”的转变，思考中国对外翻译规划如何动员各方力量扩大社会网络、结合市场需求丰富自身实践，如何适应不同时代的传播方式，如何更好地了解接受国的期待、提升输出效果。在此基础上，吴赟（2019）进一步提出了国家形象自我建构与国家翻译规划的路径。我们认为，国家翻译规划既是翻译规划的新概念，也是当前翻译研究自觉融入国家改革发展大局、提升国家话语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家翻译规划需要融合国家、政府、相关机构、翻译行业和译者等多方力量，依据不同国家翻译实践的类型，从翻译地位规划、翻译本体规划、翻译教育规划、翻译声望规划、翻译服务规划和话语规划等层面展开研究。国家翻译项目实施机制是国家翻译学的基层研究对象，主要探讨国家翻译实践的机制、模式、规律，以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应对策略，可以从国家翻译实践机制、翻译模式、翻译过程、翻译伦理等层面加以研究。国家翻译实践的翻译模式和翻译过程研究与非国家翻译实践类似，这里不再赘述。国家翻译实践机制研究主要是通过实践案例研究策动—翻译—出版一体化、翻译实践介入因素、制度化与市场化互补效应等国家翻译实践制度与机制。国家翻译实践具有特殊的伦理诉求，“既有对当下热议的忠实、差异、合作等翻译伦理关系的遵循，又有突破和发展”（任东升、张玉凌，2016：105）。目前，翻译伦理研究主要聚焦于译者或译者群，而国家翻译实践的主体包括高位主体、中位主体和低位主体，因而国家翻译实践的伦理研究不仅包括译者伦理研究，还涉及高位主体“国家”和中位主体“国家授权的翻译机构、组织”以及除译者外的其他行动者的伦理。国家翻译产品流通机制研究包括国家翻译实践环境研究、国家翻译产品传播与接受研究等。国家翻译实践环境是指由各种影响国家翻译实施和效果的外在因素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如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传统、目的语文化、传播媒介等。如果从国内和国外两个层面看，国家翻译环境分为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内部环境指一国内部影响国家翻译的因素，外部环境指一国之外影响该国国家翻译的因素。国家翻译产品的传播与接受研究包括输入型国家翻译产品在国内的传播与接受研究和输出型国家翻译产品在境外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两个层面。目前，输入型国家翻译产品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列主义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情况，例如季水河（2015：5）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背景、传播规模与呈现特点，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分为五个阶段，并指出其传播与接受存在“传播主体的多样性”“传播内容的混杂性”和“传播选择的片面性”三个问题。徐洋、林芳芳（2017）则系统梳理了《资本论》在中国的翻译与出版、研究与教学、宣传与运用，总结了中国《资本论》百年传播史的特点和经验。输出型国家翻译产品的传播与接受研究大多为个案研究（例如：李根亮，2005；尹佳，2019；彭秀银，2019；范敏，2019；等等），少数学者针对翻译的对外传播与接受进行了理论性研究（例如：仝品生，2012），但相关研究由于对国家翻译实践的机制研究不够，大多缺乏系统性。国家翻译实践保障指以保障和强化国家翻译实施、提升国家翻译效果为目的的各种思想、观念、制度、规章、法律、组织、机构、措施、活动等构成的社会体系。国家翻译实践保障体系包括国家翻译立法机制、国家翻译语言技术研发机制和国家翻译人才培养机制。关于国家翻译立法机制和国家翻译人才培养机制的研究较多，此处不再赘述。国家翻译语言技术研发机制包括翻译技术和翻译资源建设。翻译资源建设是指翻译案例库、语料库、记忆库、术语库、术语知识库等资源的建设，其中，术语库和术语知识库是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工作。目前，国家已经认识到术语统一规范的重要性，并开始进行相关的术语库建设，如“中国特色话语对外翻译标准化术语库”“中国重要政治词汇对外翻译标准化专题库”“中国思想文化术语库”等。已有少数学者（王少爽，2019）认识到了国家术语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以术语为抓手开展国家层面的知识管理，制定术语政策，开发术语工具，建设术语资源，推广术语教育，以提升国民术语意识，发展国家术语能力，助力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国家翻译实践史书写体系包括国家翻译实践史书写范式、中国国家翻译实践史汇编和国家翻译实践通史汇编。国家翻译实践史书写范式研究包括国家翻译实践史书写的原则、书写主体等基本问题和国家翻译实践史研究方法。国家翻译实践史汇编可从以下层面展开：国家翻译实践国别史与政治（外交）史的关系研究；国家政治文化动态术语库的产生、翻译与传播；中外国家翻译实践比较研究；中国当代国家翻译实践国际影响研究与启示；国家翻译实践译者群口述研究；等等。具体到中国国家翻译实践史的书写，目前可先从以下内容展开：输出型国家翻译实践史；输入型国家翻译实践史；国内语际型国家翻译实践史；国家翻译规划项目史；国家翻译机构发展史；国家翻译实践译者群研究；国家翻译实践外来译者研究；国家翻译实践主体（赞助人、编辑、译者等）口述史；国家政治文献翻译史（中央文献翻译史）、国家科技翻译史、国家军事翻译史……；战时国家翻译实践史、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翻译实践史；常规型国家翻译实践史；战略型国家翻译实践史；等等。国家翻译学的工程监理体系包括国家翻译实践评价体系、国家翻译安全审查体系和国家翻译话语系统筛查体系。翻译批评的实质是对翻译活动的价值评估或判断，其“使命在于保证翻译的价值得以实现，在于开拓翻译的可能性，使原作和译作能得到拓展、完善和延续”（刘云虹，2005：42）。而要做到有理有据地进行翻译批评，必须有合理的评价规范。如果“翻译批评缺失相应的规范”，势必导致其“无序发展”（傅敬民，2013：12）。因此，国家翻译实践的翻译批评研究主要致力于确定国家翻译实践的评价规范。国家翻译实践评价体系构建应包括国家翻译实践评价标准、评价主体和评价流程等方面。据史料记载，我国涉及翻译安全的问题最早出现于西周，“属于国内民族之间的安全问题”；“汉唐之际，尤其清朝中后期，翻译安全问题上升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领土、军事等层面的安全问题”（贾洪伟，2019：45）。目前，已有学者认识到翻译与安全的密切关联，许建忠（2014：73）首次提出“翻译文化安全”的概念，认为“翻译文化安全是指在翻译和文化交流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国家安全问题，如翻译和文化交流的双向流动及平衡问题，强势经济带动下的强势政治和强势文化问题等”。在此基础上，他（许建忠，2019：10-11）进一步提出“翻译安全学”，即“从安全论视角审视翻译、研究翻译，对翻译中的种种现象进行安全剖析；或从翻译研究角度审视安全、研究安全，对安全中的种种现象进行翻译及翻译研究方面的剖析”，其研究对象包括“翻译在安全领域、翻译在社会经济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翻译输入或输出的宏观和微观安全效果、翻译文化交流中的文化霸权主义及反霸权主义、国际译坛上的国际合作与竞争等”（许建忠，2017：233）。贾洪伟（2019：48）从学理层面探究翻译安全研究存在的问题，从国家安全机制角度重新界定“翻译安全”，认为“翻译安全研究属于安全机制研究”，从逻辑层次上看，可分为个体、群体和国家层面的翻译安全。就国家层面而言，分为对内安全机制和对外安全机制。翻译产品中容易混入违背民族利益、民族价值观，违背国家利益，歪曲抹黑国家形象等危及国家安全的信息，国家翻译安全审查体系就是要对翻译涉及的安全因素加以审查，设立专门的审查机构，形成对内和对外国家翻译安全审查机制。国家翻译安全审查体系包括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审查体系、国家政治文化安全审查体系、国家宗教文化安全审查体系和语言信息传播安全审查体系等。“国家话语”作为一种话语类型，反映的是“国家意志、民族精神和文化精髓”，其运作皆“以国家利益为归旨”。按照话语受众方向，国家话语可分为国家对内话语和国家对外话语。国家对外话语是“一个国家以维护国家利益、塑造国家形象为目的，在对外交往中发布国家信息、阐述治国理念、处理国际事务、参与全球治理的言语符号形态和跨语际传播行为，亦是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衡量指标和国家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吴赟、顾忆青，2019：46）。国家对内话语是一个国家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维护国内安全为目的，在对内交流与管理中发布国家信息、阐释治理理念、处理国内事务、实施国家治理的言语形态和跨语际传播行为，是国家话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外话语的受众主体、传播环境和动机有别，决定了其话语生成方式、传播路径和接受效果不同。国家翻译话语是国家话语在进行跨语际对内和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产生的话语形态，亦可分为国家对内翻译话语和国家对外翻译话语两类。目前，关于国家对外翻译话语的研究较多，主要集中在对外政治话语、新闻话语的翻译和传播层面，关于国家对内翻译话语的研究较少，针对国家翻译话语的筛查和管理机制的探讨尤为罕见。我们认为，要提升国家对内对外话语能力，除建立有效的国家话语翻译机制外，还必须建构系统的国家翻译话语筛查体系，包括对内话语筛查体系和对外话语筛查体系，以对国家翻译话语进行合理筛选和有效管理。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国家翻译学学科体系构建可以如图1所示。国家翻译学的基本目标是围绕国家翻译实践学科体系的构建开展研究，确立国家翻译学的范畴、性质和意义，全方位、系统性地研究和探讨国家翻译的内容和本质，揭示国家翻译实践的方式方法和一般规律，并在此基础上，解释各种国家翻译现象，服务和指导国家翻译实践，为国家对外翻译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指导，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这里所说的“国家翻译的内容和本质”及“国家翻译实践的方式方法和一般规律”，不仅指研究当代中国的国家翻译实践并揭示其内容和本质，也不只是研究我国的国家翻译实践并揭示其方式方法和一般规律，还包括研究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国家翻译实践，揭示其共同内容和普遍本质，以及其有效模式和一般规律。具体包括四个层面：（1）国家翻译学的理论体系设计，包括国家翻译学的性质、研究对象、目标、任务、意义等；（2）阐释国家翻译实践与国家翻译政策、规划和机制等的关系；（3）探讨各种国家翻译实践领域中国家翻译实践的模式、标准、原则和方法等；（4）分析国家翻译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综括国家翻译战略和对策。但这些目标只是国家翻译学的“理论任务”，而我们研究国家翻译学，更重要的是“实践任务”，即如何通过理论上的研究来为我国国家翻译实践服务。第一，在经验层面上归纳分析国家翻译及其相关对象的客观状态，并做出宏观上全面、微观上精细的客观描述。国家翻译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从学科建设上可以直接借鉴的理论资料较少，因而相关研究需要从材料搜集整理开始，透过材料观察认识古今中外的国家翻译现象，从中分析归纳国家翻译事实及其关系，最后在经验层面上对国家翻译事实和现象进行客观描述。这是国家翻译学在兴起阶段最基本的研究任务。这一任务的最终结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客观描述国家翻译及其实践的历史发展；二是客观描述国家翻译及其实践的现实状态。第二，在理性层面上探索和揭示国家翻译及其相关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新兴的国家翻译学虽不可避免地承担着搜集整理材料、在经验层面上客观描写国家翻译事实及其关系的任务，但不能停留在这一层面，不能因此放弃从理性层次上探索国家翻译现象及事实的本质和规律的根本性研究任务。第三，在价值层面上尽可能科学合理地判断国家翻译及其实践现实，探寻合理的国家翻译观，并提出能够影响或指导国家翻译实践实现最大价值的思想、理论、战略、措施等。第四，在实践层面上为国家翻译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为提高国家翻译实践效果、改善国家翻译质量提供具体战略对策，为国家翻译机构的国家翻译能力和具体的国家翻译行为，提供针对性方略。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的基点是从国际视野的国家立场审视翻译行为，目标是解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景下中国当下及今后一百年国家翻译的理论问题。前期的理论基础和历史现实都表明，国家翻译实践研究乃是以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理论为支柱，辅以符号学、传播学和管理学，借鉴修辞学、心理学和文化学等学科的具有多维性、复杂性和整体性的课题，迫切需要走向学科体系建构之路，即建构国家翻译学。我们认为，国家翻译学的学科体系应包括理论体系、工程技术体系和工程监理体系三部分。鉴于国家翻译实践是一种融国家行为、话语实践和传播行为于一体的翻译实践活动，而这种三维性质分别指向国家战略利益的维护、话语权建构和国家形象塑造，国家翻译学便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可扩大翻译研究视野，推动新时期翻译研究的发展，具有学科史的开拓意义。同时，国家翻译学的建立可以为国家文化走出去和对外话语体系构建、文化管理机构和出版社等国家翻译管理和实施机构的政策和管理提供理论支持，为翻译学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提供国家翻译学教程。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家翻译实践史书写研究”（编号：18BYY019）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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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东升，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宗教翻译思想、国家翻译实践，E-mail：dongsheng_ren@ouc.edu.cn。
高玉霞，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讲师，研究方向：国家翻译实践史、翻译制度化，E-mail：yuxia_gao8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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