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之名的来龙去脉

我们知道，现今河北省的政区建置直接承自民国时期的河北省，民国时期的河北省是在1928年由直隶省改置而来。对于当时直隶改称河北的历史依据，一般都认为此名远承唐代河北道，如《河北政区沿革志》（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4月出版。）、《河北简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和《河北省志·政府志》（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等即持这种看法。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

“河北”作为我国省级或曰第一级政区名称有一个历史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它作为地名首先使用于自然区，其次是大军区，最后才是大政区。作为自然区，河北一名的含义非常浅显易明，因为位于黄河之北而得名。然而河北作为区域名称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与其涵义相同的河内一名则出现较早，《春秋》和《左传》都不见河北一词，却有河内一名，《左传》定公十三年即有“锐师伐河内”一语。古人之所以称河北为河内，与地理方位和风俗习惯有关。由于上古时代中国的核心地区多处于北温带，为了采光和取暖的需要，人们的居室处所多是坐北朝南，因此形成了北为上南为下、北为内南为外、北为里南为表的心理和习俗，例如称岭南为岭外或岭表，称江南为江表等。以河内指称河北就与这种传统密切相关。如《史记》卷129《货殖列传》有所谓“三河”之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这里所谓“殷人都”指的是商朝后期的都城，即今安阳一带的殷墟，因位于黄河之北而称为河内。《汉书·地理志》曾对“三河”有过界定，称“河东曰兖州”，“河内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明确地将位于黄河之北的冀州称为河内。再如《史记》卷44《魏世家》有“任西门豹守邺，而河内称治”。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对此解释道：“大河在邺东，故名邺为河内。”张守节《史记正义》则认为“古帝王之都多在河东、河北，故呼河北为河内，河南为河外。”无论是司马贞认为黄河位于邺城之东因此称邺为河内，还是张守节认为古代帝王之都多在河东、河北因此称河北为河内，都说明了河北与河内为异名同指，都是指黄河以北地区。

河北作为大军区的名称始于东汉末年。早在建安九年（228年），曹操就以荀衍为监军校尉，都督河北诸军事，治邺城。（《三国志》卷一○《魏书·荀彧传》。）都督是当时中央派驻地方的最高军事长官。这里的河北是指黄河以北，这也是河北作为军区名称见于史籍的最早记载。不过这时的都督还属于临时差遣，旋置旋罢。曹魏时期，都督区作为军区逐渐趋于稳定，河北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军区之一，统辖范围包括冀州、幽州、并州，治所在信都{今冀州市}，先后担任者有吴质（《三国志》卷21《`吴质传》称“（吴质）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2/607）和陈本（《三国志》卷22《陈群传附孙本传》：“（陈本）迁镇北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2/645。）等。西晋以后，都督河北诸军事也长期存在，如何曾、成都王司马颖、王浚等都曾都督河北诸军事。

河北作为大政区名称的使用与北朝时期的行台有关。行台最初是中央尚书省的派出机构，以后逐渐成为带有地方政区性质的常设机构。其演变轨迹大致是：十六国北魏前期的行台是综理军民，以军事镇守为主的最高权力机关，开始出现了向驻治地方机构过渡的趋势；北魏后期的行台，完成了由临时差遣官向常设正式官的转化，行台的职官地位得到基本确立和组织机构臻于完备。北齐时期，行台已经成熟定型为最高一级地方机构。

河北作为行台区至迟在北魏末年的孝庄帝时期已经出现。《北齐书》卷23《魏兰根传》“庄帝之将讨尔朱荣也——乃以兰根为河北行台于定州率募乡曲，欲防井陉。”“永安末，兰根为河北行台，引明郎为左丞。”永安是孝庄帝的年号，凡两年，自公元528年至529年。魏兰根是北魏至北齐的大臣。魏末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八个地方行台区，河北行台区是其中之一，这是目前所见河北作为大行政区名称的最早事例。（有关行台的内容据《文史》第33辑所刊牟发松《北朝行台地方官化考略》和1991年7月武汉大学出版社《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1期所刊《六镇起义前的北魏行台》等文。）当然，这时的河北行台区为时不久且不稳定。

隋代也曾经设置河北道行台区，称河北道行台尚书省，时间自开皇二年（582）至开皇九年。《隋书》卷1《高祖纪上》“（二年春正月）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于并州，以晋王广为尚书令”，“（六年）十月己酉，以河北道行台尚书令、并州总管、晋王广为雍州牧，余官如故。”晋王杨广虽然加官雍州牧，而河北道行台的设置依然如故.《隋书》卷30《地理志中》太原郡条称“开皇二年置河北道行台，九年改为总管府。”可知河北道行台至迟持续到开皇九年（589）。

不过这时河北道行台的辖区非常广大，不仅包括今河北省大部，还包括今山西省地区。《隋书》卷46《赵煚传》“武帝出兵巩、洛，欲收齐河南之地。煚谏曰：‘河南洛阳。四面受敌，纵得之，不可以守。请从河北，直指太原，倾其巢穴，可一举以定。’”在赵煚的观念中，太原是作为河北的一部分。《隋书》卷40《梁士彦传》谋反“复欲于蒲州起事，略取河北，捉黎阳关，塞河阳路，劫调布以为牟甲，募盗贼以为战士”《隋书》卷24《食货志》开皇时期“时百姓承平日久，虽数遭水旱，而户口岁增，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蒲州治于蒲坂，蒲州在今山西南部的永济，梁士彦谋划“于蒲州起事，略取河北，”《食货志》认为河北的“调物”通过蒲坂运入长安，他们都认为蒲坂以北属于河北。《隋书》卷62《元岩传》“是岁，持节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长吏赃污不称职者二百余人，州县肃然，莫不震惧。”这里说河北地区包括“五十二州”，据《隋书》卷45《杨谅传》“十七年，出为并州总管，上幸温汤而送之，自山以东，至于沧海，南拒黄河，五十二州尽隶焉。特许以便宜，不拘律令。”并州总管府即由河北道行台改置而来，杨谅所统辖的52州与元岩巡省的河北52州完全吻合，可知河北道行台还包括了今山西地区。这也是杨广以河北道行台尚书省驻治于并州的缘故。

隋代的行台区与北魏末年和北齐的行台区有所不同，北魏末年和北齐的行台区主要属于政区的性质，隋代的行台区则兼有军区和政区双重性质而以军区性质为主，它的设置主要着眼于战争和军事的需要。因此，隋代的河北道行台不完全属于政区的范畴，但它的设置已经为唐代河北道政区正式设置准备了必要的历史条件。

唐贞观元年（627年）二月，唐太宗鉴于民少吏多，开始对政区制度进行改革，除并省州县之外，又因山川形便，将全国划分为十道，河北道便是其中之一。不过这时河北道只是监察区，还不是行政区。至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又“分天下为十五道，每道置采访使”（《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诸道开始具有了政区的性质。河北采访使驻治于魏州（今大名），魏州成了河北道的政治中心，河北道也成了真正的政区。唐代的河北道尽管不是最早冠以河北之称的一级政区，但从此以后这一区域的名称和地理范围基本趋于稳定，维持了几百年的时间，宋金时期的河北路即其延续，今日的河北省一称也来源于此。

 本文原创，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